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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的專門設立了演出科，還有的專門設立歌詠組。郭沫若、錢俊瑞等知名人士，常應“文協”之邀，出席各種集會和發表講話。“職協”還動員其屬下組織，在上海全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歌詠活動。戲劇界救亡協會組織了許多演出隊，不僅在上海城區演出，還深入郊區和內地，甚至到武漢、長沙、桂林、重慶等地演出。在進行口頭宣傳鼓動的同時，各抗日救亡團體還辦了大量的報紙、刊物。其中“職協”創辦了《職業生活》，“文協”創辦了《救亡日報》，其他救亡團體創辦了《世界知識》、《抗戰三日刊》、《婦女生活》、《讀書》、《朋友》等等。與此同時，各抗日救亡團體還積極開展救國募捐、救護傷員等活動。
上海淪陷後，租界未被日軍佔領。一些未及轉移的抗日救亡組織的成員，利用租界作掩護，繼續堅持抗日救亡鬥爭。他們以“聯誼會”、“俱樂部”等名義，向上海人民傳播抗戰訊息，發動募捐，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籌集藥品和其他物資。
抗日救亡運動不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轟轟烈烈，而且在比較不發達地區和邊遠省份也開展得有聲有色。在東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進步愛國的文化人士組織了“福州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並在其屬下設立了“鄉村工作團”、”救亡劇團”、“救亡歌詠團”等，大張旗鼓地開展抗日宣傳工作。貴州省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得也很活躍。“七·七”事變發生後，“貴州全省學生救國聯合會”發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貴州學聯》，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他們還利用寒假的時間，揹著揹包，步行數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營紮寨，在廣大鄉村大量書寫抗日標語，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們的活動，使這個處於偏僻地區的省份也迅速動員起來。
二、工人階級的抗日救亡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雖然不如歐美髮達國家工人階級強大，但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卻始終起著先鋒的作用。在“七·七”事變中，地處前線的長辛店地區的工人，立即動員起來，向宛平、廣安門、南苑等地運送了大批的枕木、鐵板、鐵軌，並幫助宛平駐軍構築陣地。盧溝橋地區的工人和農民，抽出了大批勞力幫助軍隊修公路，傳送情報，運送傷員，並且積極向軍隊提供糧食、飼料。甚至連磨刀師傅也到軍營為部隊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車站的鐵路工人，自動組織起來護路護廠，並派代表與當地駐軍聯絡，主動幫助駐軍解決困難。幹津夫陷後，平漢、平綏、津浦等鐵路工人，除了晝夜加班為前線輸送軍隊和物資外，還抽調了大批工人組成戰地服務團，開赴前線，參加救護、運輸、構築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變後，數十萬工人紛紛組織義勇隊、救護隊、宣傳隊、戰地服務團等，踴躍參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憤怒搗毀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工廠、碼頭、倉庫，不少工人離開日資工廠，寧可失業也不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為抗議日軍進攻上海，從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輪船上的600多名中國籍海員毅然離船回國。在上海、南京等地淪陷前夕，廣大工人冒著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幫助政府和愛國資本家向大後方遷運了大批的工廠和物資，大大減少了經濟損失。
上海淪陷後，中國共產黨和當地進步工會組織，繼續領導工人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日軍佔領租界之前，共產黨和進步工會以租界作掩護，運用合法手段將工人組織起來開展鬥爭。其中在金融界，組織了“銀行業職員聯誼會”，有會員約5000人；在洋行華籍職工中組織了“華聯俱樂部”，有會員約6000人；在店員中組織了“益友社”，有社員萬餘人；在電車工人中組織了“電車工人消費部”，有成員千餘人。上述組織在工人和職員中大力開展群眾工作，動員和組織了數幹名男女加入新四軍。截止太平洋戰爭爆發，舉行大小罷工數百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日軍佔領租界，各種組織均被取締，上海工人的抗日鬥爭被迫採取分散的方式進行。
華北部分地區淪陷後，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敵佔區秘密工作的開展，廣大產業工人或參加八路軍，或建立自己的游擊隊，堅持抗日鬥爭。據不完全統計，各大工礦單位建立的工人游擊隊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黨員薄一波等人透過與閻錫山的關係，在太原等地組織了以工人、學生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衛隊，是建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鐵路、陽泉煤礦、榆次紗廠等單位工人，都組織了自己的游擊隊，後來合編為榆太遊擊支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