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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著重考慮的又一主要問題。“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政治生活的焦點已集中在對外抗戰方面。但是國民黨由於長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西安事變後被迫走向抗戰，形勢變化急劇，各方面都難以適應抗戰的要求。因此，抗戰以來，國民黨非但沒有因抗戰而面目一新，其政治影響和地位反而呈現了下降趨勢。對此，國民黨中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感，他們擔心出現抗戰勝利，黨國消亡的結局。蔣介石針對國民黨本身面臨的這種嚴峻形勢指出：近來抗戰形勢日趨有利，國家危險已經過去，本黨的使命將日益艱鉅。＇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1207頁。＇
但是，“到了現在，本黨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無聲，一般民眾不僅對黨無信仰，而且表示蔑視，……我們現在要振興本黨，領導革命，第一根本要務，就是要樹立黨基，鞏固黨基！”並把“重整黨務，恢復黨譽，以鞏固本黨的基礎”作為“本屆大會最大的任務。”＇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5、1218頁。＇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重視自身的建設和發展，這本無可非議，尤其是其加強黨務整理發展國民黨力量的目的也包含有適應抗戰需要的考慮，這當然是抗戰事業所必要的。對此，中共中央早已明確表示歡迎，並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重申了在對外抗戰，對內民主的前提下願意看到國民黨力量的發展。但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黨務問題上的一些觀點和立場又包含有不利於對外抗戰，不利於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團結合作的消極因素。其集中表現為，這次全會把中國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壯大，及其在全國政治影響和地位的提高，視為國民黨自身頹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唯恐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坐大”會危及國民黨對全國的統治。出於這種考慮，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國共兩黨關係上確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基本方針。
這個方針在會議及以後的檔案中得到了貫徹。五屆五中全會透過的黨務問題決議案中提出：“今後本黨應力求在鄉村社會力量之發展。過去本黨組織僅偏重城市而忽略鄉村，致廣大之農民群眾易為異說所乘”；“今後本黨應著重革命理論之宣傳與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佈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頁。＇
矛頭所指，顯然針對中國共產黨。會後，國民黨中央連續制定了一系列秘密檔案，如：《防制異黨活動辦法》（1939年4月）、《共黨問題處置辦法》（1939年6月）、《異黨問題處理辦法》（1939年12月）、《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1939年12月）、《淪陷區防範共黨辦法草案》等等。這些檔案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頁。＇ 的口號下，利用國民黨執政黨的地位，對中國共產黨進行防範、限制、排斥乃至打擊。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制定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方針時還是有所顧忌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無法抹殺；全國同胞要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戰的呼聲非常強烈。
在這種狀況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則採取了既合作又限制的雙重政策。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限共、防共、溶共”為基調，避免採取公開攤牌的作法，就是其矛盾心態的反映。國民黨中央在制定上述秘密檔案時，也一再要求其各級組織：“本黨應付異黨之對策與辦法，在此團結禦侮時期，關係極為重要，應以絕對保守秘密為原則，倘不慎而洩露人異黨分子手中，則不僅易滋誤會，甚且發生磨擦。為防患未然計，嗣後各地方黨政機關關於應付異黨之物件與辦法，必須層層負責，儘量避免書面傳遞之辦法。各機關擬具對策時，亦應根據地刀事實、環境；立言不可動輒用中央口氣或翻印中央所頒佈之原則。”＇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644頁。＇
既要限共、防共，又不願承擔破壞兩黨關係的責任，這種政策雖然有別於內戰時期的反共政策，避免了公開破裂兩黨關係的極端作法，但與前一階段國共兩黨間比較融洽的合作關係相比，無疑是一個倒退，其對兩黨關係，以及由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