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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東亞新秩序》宣告。宣告一改以往“懲膺暴支”、“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在“合作”、“提攜”、“互助”等道義招牌下對中國發出政治誘降。宣告說：“帝國所希求者即建立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戰的最終目的即在於此。此種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結合。……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文書》，原書房，1965年版，第401頁。＇
這個宣告的發表標誌著日本已經把軍事進攻為主的方針變為政治進攻為主的新方針，企圖以承認國民政府存在為條件，利用並擴大中國的內部矛盾，迫使國民黨放棄抗戰立場，實行對日妥協，把處於僵局的戰爭引向政治解決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針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及參謀部制定了《抗日政權屈服或崩潰的要領》，對所謂“政略”進攻作了詳盡規定：
“除作戰行動外，當前大致要採取以下方策：
（1）促進佔領區的治安和建設；
（2）進行建立新中央政權的工作；
（3）醞釀反蔣、對日和平氣氛和爭取民眾等工作；
（4）進行反共宣傳；
（5）促使抗日軍隊內部崩潰；
（6）利用高宗武一派，爭取新官僚和民眾；
（7）進行西南獨立工作；
（8）收買和利用雜牌部隊及各種武裝團體；
（9）促使第三國（特別是德、意、波蘭）否認蔣政權；
（10）促使第三國（特別是英、美、法）放棄援蔣政策；
（11）加強對蘇謀略。”［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美鈴書房，1964年版，第550頁。＇
這些“政略”進攻的內容幾乎包含了非軍事的政治、經濟、外交、輿論宣傳、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其目的一是透過鞏固佔領區和炮製偽中央政權，在中國和世界各國面前造成一種矮化中國抗日政權的既成事實，並結合外交上孤立中國，動搖中國堅持抗戰的意志；二是透過反共宣傳挑撥國共兩黨關係，利用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嫡系軍隊與雜牌軍隊之間以及抗日徵與親日派之間的矛盾，從內部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戰陣營，達到日本外部軍事進攻達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戰略進攻，集中主要兵力對佔領區實行治安肅正作戰
在確定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新方針後，日本的軍事戰略也作了相應調整。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在《1938年秋季以後對華處理方策》的檔案中，對新的軍事戰略的各要點作了闡述。
第一、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準備長期戰爭。檔案指出：“雖要利用攻佔武漢、廣東的餘勢，致力幹事變解決，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預料尚有困難。為應付長期作戰，……以攻佔漢口、廣東為行使武力的時期。然後，自主地指導新中國的建設，特別要防止急燥。”［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美鈴書房，1964年版，第553頁。＇
第二、明確規定軍事行動要服務於政略和謀略工作，檔案聲稱：“雖然肅清抗日殘餘勢力的的工作仍須繼續進行；但主要有待於以堅強的軍力為背景，進行政略與謀略工作。”［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美鈴書房，1964年版，第553頁。＇
第三、為減少消耗而限制戰爭規模和強度。檔案要求戰地日軍在範圍上“如無重大必要不企圖擴大佔領地區”，“力戒擴大缺乏準備的戰線”；在兵力上“為準備今後國際形勢的轉變，要在各方面減少駐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戰形式上“進行小接觸”，只是在“敵人集中兵力來攻擊時，及時予以反擊，消耗其戰鬥力。”［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美鈴書房，1964版、第553～554頁。＇
第四，把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後方的抗日遊擊戰爭。檔案規定，在華日軍要把鞏固佔領區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基礎性工作”，“固定配備充分的兵力”、對正面戰場則要求把“兵力配備限制在最少限度內。”［日］《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美鈴書房，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