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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圖上軍事演習的延伸和具體化，是司令部指揮機關和參謀業務的演習，用以提高指揮機構適應全面侵華戰爭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國駐屯軍透過卑鄙的手段，非法侵佔豐臺後，在豐臺附近地區開始頻繁的挑釁性軍事演習。他們明火執仗地以中國軍駐地為目標，指揮部隊演練攻擊。有時，日軍演習的散兵線，竟衝入中國軍隊防守的步哨警戒線內百餘米。有時，日軍的演習部隊，竟無理要求透過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和盧溝橋。企圖以武力威脅，逼退中國守軍。日軍演習的次數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習的時間由白天演習，增加到晝夜演習；演習用彈，由空包彈射擊演習增加到實彈射擊演習。
與此同時，在華北各地的日軍，均在現地進行軍事演習。駐塘沽日軍30餘人，乘小船在海河進行軍事演習，竟悍然在中國駐軍第29軍防守的東大沽陣地登陸，並且不聽勸阻，開槍射擊，釀成“大沽衝突事件”。在北平市內的日本駐軍，更野蠻地擅自在東單牌樓和長安街鄰近東交民巷使館區一帶演習巷戰。日軍在民房頂上以沙袋築壘、架設機槍，坦克由街道隆隆而過，儼然成了城市的“佔領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國駐屯軍在北平西南郊舉行秋季大演習，這是以奪取北平外圍盧溝橋、宛平城等要點，最後攻佔北平為目標的一次預演。步兵、騎兵、炮兵、坦克協同配合，進行綜合演練。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國駐屯軍的軍事演習，更是進入緊張的階段，連、營級的戰術演習，不分晝夜連續進行，實彈射擊經常不斷，已進入全面戰爭升級的待命階段。
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中，就此寥寥提到幾筆：“我們部隊的以下行動可能刺激了他們的神經，茲舉數例如下：
（ 1）駐豐臺部隊的中期（5月至6月為連及營教練演習期間，特別是連教練的完成期為5、6月）的連教練，不分晝夜地進行。
（2）（駐屯）軍司令部隨時對駐豐臺部隊進行檢閱。5月下旬，軍的大部幕僚齊集於一文字山（即大棗園山），檢閱該部隊。
（3）團長去豐臺部隊按教育計劃檢閱了連教練；以後輔助官又經常去該地一帶檢查。
（4）旅長、團長去該地附近視察了演習情況。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學校教官千田上校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盧溝橋城北面實施演習。北平及豐臺部隊的幹部多數參加。”＇〔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1＞，朝雲新聞社，1983年增印，第144頁。＇
中國駐屯軍不分晝夜地緊張演練，旅、團各級指揮官反覆督促檢閱，力求完成預定的擴大侵華的準備，以便東京一聲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進而按照規定的侵略計劃，發動全面戰爭。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二編 小結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國主義繼武裝佔領中國東北之後，又向華北擴張，製造華北事變，進而加速進行全面侵華戰爭準備的階段；也是中國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由分裂到團結、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戰爭、由區域性抗戰走向全國抗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內外矛盾錯綜複雜，中國社會處在激烈動盪和變化之中，它給人們以多方面的啟示。
日本不斷變換侵略中國的策略，但是萬變不離其宗。
為了實現先取滿蒙再佔全中國的既定目標，日本帝國主義在武裝佔領東北、進攻上海、炮製偽滿洲國之後，又武裝進攻熱河和長城以南，開啟了入侵華北的大門。爾後改變策略，將武裝“鯨吞”變成和平“蠶食”，企圖以軍事為後盾，透過政治壓眼，不戰而取華北。日本這時之所以要對華北採用“蠶食”策略，主要是因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國際輿論的壓力；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到1936年，隨著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正式確立和戰爭準備的逐步就緒，德意法西斯在歐洲和非洲動武，再加上西方列強繼續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蠶食”華北轉向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妄圖一舉滅亡全中國。這一演變過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手段是為其根本政策服務的，儘管策略手段不斷變化，但其滅亡中國，稱霸亞洲的這個“宗旨”是不會改變的。
國民黨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