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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一向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努力爭取、團結和教育知識分子，力革命服務，為勞動群眾服務。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頁。＇
工農幹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這是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針。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的一個根本原則。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列入教育方針，作為辦教育的指導思想。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文化教育方針政策指導下，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呈現出嶄新的局面。
（二）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建設
為了使邊區的文化教百更加適合抗戰和邊區建設的需要，陝甘寧邊區黨和政府對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體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國抗戰爆發後，開辦了許多高、中級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並加強了原有的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又相繼決定邊區中等學校和完小（高階班）為幹部性質的學校。這樣，大大加強了幹部教育，培養了成千上萬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幹部，不但解決了邊區需要的幹部，而且力全國抗戰乃至全國解放培養和儲備了大量的幹部。在成人教育重於兒童教育的原則下，進一步加強了冬學、識字班、夜校、半日班、讀報組等形式的教育。為了加速掃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為掃盲工具，大量掃除邊區的文盲。在兒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辦的作法，採取了公辦與民辦公助兼施的方針，促使民辦公助學校大大發展，公辦學校也得到加強。
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在制度、課程和教學上，針對邊區各條戰線的實際，特別是經濟建設的實際，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適合邊區抗戰的需要。
大辦幹部學校。全國抗戰開始前，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了中共中央黨校和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魯迅師範學校等。
全國抗戰開始後，中共中央極為重視幹部的培養和教育，把創辦幹部學校當作教育工作的頭等大事來抓，陸續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興辦了陝北公學、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青年訓練班、女子大學、工人學校、衛生學校、通訊學校、農業學校、組織幹部訓練班、行政人員訓練班、自然科學院、醫科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民族學院、邊區師範學校、行政學院等一大批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
中共中央黨校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辦的專門負責培養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的學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黨校在到達陝北1年的時期內，培養了近1000名學員。六中全會後，陳雲兼任黨校校長，為黨校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共中央黨校也繼續得到發展，為加強對黨的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提高黨的高、中級幹部的馬列主義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一所名揚中外的最高軍事學府。全國抗戰開始時，“抗大”已舉辦了兩期，培養了3800餘名軍事、政治幹部，輸送到抗日的各條戰線。全國抗戰開始後，各地大批革命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給“抗大”增添了培養知識青年成為革命幹部的新任務，“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悉心關懷著“抗大”發展，毛澤東親自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針。
1938年3月5日，毛澤東在為“抗大”同學會成立紀念題詞中指出：“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毛澤東：《抗大三週年紀念》，《新中華報》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於1937年8月1日開學。全校學員編為3個大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