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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爆發後，他們又攫取了巨大的戰時利潤，地位更加得到加強。三井和三菱兩大財閥控制了造船業股份的50％，造紙業股份的100％，制粉業股份的70％，製糖業股份的100％；三菱財閥還控制了飛機制造業的絕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財閥還掌握著煤炭和銅總生產量的50％以上，商船生產總噸數的50％和對外貿易總額的33％。
在金融系統，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銀行數由245家銳減至88家，帝國、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銀行佔據著壟斷地位，他們控制著全日本銀行存款中的70％，貼現放款中的78％，證券投資總額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財閥已擁有周轉資本達120億日元，控制了銀行存款和銀行資產達1120億日元，在日本戰爭經濟中處於霸主地位。
日本的國家財政支出，絕大部分也是用在軍事方面。軍事費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財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軍費支出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69。13％，1941年佔75。56％，到了1944年競達85。32％。這樣龐大的軍費開支，除來自日本在中國和南洋各國佔領區的掠奪外，在日本國內主要是依靠發行公債、增稅和大量發行貨幣等手段，對勞動人民進行無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債發行額是15億日元，1941年為91億日元。
在壟斷資本家積累巨大財富的同時，處在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勞動人民生活則越來越苦。日本勞動人民一方面被迫從事強制勞動和農奴般的耕種，一方面又承受著苛捐雜稅、強迫購買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的壓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強迫勞動時間最少的是12小時，多的每月450小時。工人的工資，由於物價不斷上漲，實際收入不斷減少；每月領工資時，還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購買公債的款項，回到居民區，還得被強迫儲蓄和再次購買公債。許多家庭不堪忍受，難以度日。
日本的幾個主要城市從1941年春季開始，實行主食配給制，但配售的糧食質量越來越差，並且逐漸在米中摻以高粱、玉米、麥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後，甚至摻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計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糧食，其含熱量應是106卡，這是包括白薯皮在內的熱量，實際熱量則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應量也越來越少，1943年，東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給青菜150克。民用棉織品供應量也逐年減少，1943年的供應量比1942年減少50％，1944年的供應量又比1943年減少63。4％。當年每戶居民能買到的棉布連做嬰兒的襯衣都不夠。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狀況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斷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強化，人民的厭戰和反戰
日本是世界上實行嚴密的中央集權統治的國家之一。日本法西斯為了加強對國內人民的統治，從1937年9月起，就在國內實行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對日本人民灌注“八紋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動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強了思想文化統制，對出版、文藝等部門建立審查制度，嚴禁進步傾向的作品發行，並擴建神宮、神社，極力宣揚軍國主義思想，鎮壓思想文化界的進步人士。與此同時，日本法西斯還解散全國各地工會組織，取締工農運動。1940年9月，日本各政黨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官僚、軍閥等的代表人物組成所謂“大政翼贊會”，作為御用政治組織。全日本的道、府、縣和市、町、村各級都有翼贊會、翼贊壯年團，以及警防團，法西斯的御用機構遍佈全國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據日本內務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層成立“鄰組”，每10戶左右組織成一個“鄰組”，屬街道會、自然村會領導，實行連帶責任制的控制，從精神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對日本人民進行監視和統治。與此同時，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場所，則建立各種“報國會”，工廠、企業有“產業報國會”，文化界有“美術報國會”、“音樂報國會”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實行“軍事機密保護法”、“新聞法”、“國家總動員法”等各種統制令基礎上，又頒佈施行新聞刊載限制令和“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等臨時取締法”，絕對禁止發表“反對國策，以致阻礙進行戰爭”的訊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議員組成的“翼贊政治會”，禁止其他一切結社。東條英機說過：“三人相聚而談，其中必有間諜”。法西斯分子以此為指導思想，從各種不同渠道對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實行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