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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蠻橫的態度。他在秋田市民政黨大會上說：“我國在滿蒙地方，享有同國民生存關係緊密的權益，為了保衛我國之生存權，必須不借任何犧牲，毅然奮起”。＇［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戰爭史》1，第260頁。＇
從7月22日起，中日雙方開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有效，來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辯解，使談判陷於僵局。這場朝鮮移民與中國農民爭水奪地的糾紛發展成為“萬寶山事件”，本來就是日本為了藉機擴大移民和製造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藉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談判毫無結果。
（二）“中村事件”
日軍參謀部上尉部員中村震太郎，於1931年6月奉命到中國東北執行秘密軍事偵察任務，隨同者有一名旅居東北的日本退伍騎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逃亡到中國來的俄國人，其中大部是舊貴族。＇他們化裝成中國農民，到興安嶺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地理調查後，在準備經挑甫返回途中，於6月26日在興安區葛根廟附近蘇鄂公爺府被駐防當地的中國屯墾軍第3團（團長關玉衡）所部拘獲。經搜查，在“他們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褲中搜出調查筆記、軍用地圖甚多，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繪儀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中村“將軍用地圖對照現地，加以糾正改繪，凡他所經過的地區，關於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記載很詳。”＇《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頁。＇
他們的間諜罪證確鑿無疑，團長關玉衡遂下令將中村等人處死。為維護國家主權、這樣處置一個證據確鑿的間諜本無可非議。但是日本當局卻借題發揮，一方面向中國抗議，另一方面煽動反華戰爭的狂熱。8月20日，日本召開內閣會議，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國方面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日本將使用武力。前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菱刈隆在軍事參議官會議上提出“應利用中村事件這個機會訴諸武力，一舉解決各項懸案，確保我之各項權益”，並強調關東軍司令官應“調動兵力”。＇〔日〕小林龍夫：《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1，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420頁。＇
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考慮得更具體，他認為：“中村事件是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賜良機，甚至可以成為在柳條溝（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龍夫：《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1，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422～423頁。＇ 據日本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2連連長川上精一上尉的記載，當時許多日本軍人都感到“事變”即將爆發。
四、“九·一八”事變爆發，大規模武裝入侵開始
在日本軍部和政府為侵佔東北策劃了多年之後，預定的事件終於爆發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柳條湖事件”，對中國東北地區發動了武裝進攻。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柳條湖位於瀋陽內城以北2。5公里處，在瀋陽站與文官屯站之間。關東軍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作為爆破地點，其原因有二：一是這裡較為偏僻，便於行事；二是距東北軍北大營較近，便於誣為中國軍隊破壞，也有利攻擊。
早在1930年冬，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就準備把柳條湖作為挑起武裝侵略的地點。1931年春，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等人訂出了製造柳條湖事件的概略設想。同年6月，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將爆破任務交給了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經擔任張學良顧問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讓他們負責組成爆炸鐵路的秘密班子及有關事宜。不久，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中校也參與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術的河本末守中尉，從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駐虎石臺）調到柳條湖分遣隊，並當面向他下達密令。計劃中決定在爆炸鐵路的同時，攻擊北大營，在一夜之間佔領瀋陽城。這一任務分別由獨立守備第2營營長島本正一中校（駐瀋陽）及其所屬的第1連連長小野正雄上尉（駐瀋陽）、第2連連長川上精一上尉（駐撫順）、第3連連長川島正上尉和第2師的第29團團長平田幸弘中校（駐瀋陽）、奉天憲兵隊隊長三谷清中校（駐瀋陽）負責。
製造事件的時間本來確定為9月28日，待當地的高糧等農作物均收割完畢，便於作戰。但是到9月中旬，柳條湖事件的計劃在日本國內暴露。陸軍大臣南次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