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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津浦、平琢兩線深入城鎮和農村，廣泛地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並向國民黨政府報告“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民抗日活動情況。11月初，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為了督促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組織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強烈要求蔣介石出見。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陳詞，質問蔣介石：“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92～93頁。＇蔣介石無言以對，只好用“到必要的時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話來搪塞敷衍。
救國會創辦的《救國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國時報》等刊物，報道東北人民和東北抗日義勇軍英勇抗日的戰績，揭露日軍在東北的種種罪行，廣泛宣傳和動員民眾起來抗日，收復失地。當時，人們的心情，正象後來廣為流傳的一首名為《松花江上》的歌詞那樣：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孃，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孃啊，爹孃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
這首悽婉不忍卒聽的歌曲，催人淚下，使人悲憤。東北各地的青年學生，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和救國會所辦的各種訓練班（如學生軍）中的東北籍學生，紛紛參加各抗日隊伍。北平各大專學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學生出關投軍。
北平各界人民30萬人，於9月28日在太和門舉行抗日救國大會，透過20條決議案，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即早對日宣戰；立即宣佈退出國聯；實行徵兵制；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即行軍事訓練；要求全國組織抗日義勇軍，組織募捐；要求全國各人尺團體，一律用國貨；號召海外僑胞一致團結；呼籲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會後分3路出發遊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萬多人，於9月23日在公共體育場召開抗日救國大會。會場響起哀樂，哭聲震天，會上講演者揮淚激昂，提出：“南京市民眾應走在最前線，殺到日本去。於是全場喊殺，殺，聲聞數里”。＇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資料》第3卷，東北問題研究會，1932年版，第42頁。＇
10月20日，趙欣伯賣國投敵就任偽瀋陽市長後，北平市新聞記者公會出於對漢奸的痛恨，直接發電報給趙欣伯，對其進行了強烈譴責，南京新聞界為聲援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日作戰，召開大會，透過決議，組成新聞界對日外交後援會。會後，通電國聯和全國新聞界，揭露日軍暴行。要求國聯主持公道，號召全國新聞界同胞一致奮起，喚起民眾，共赴國難，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聞記者聯合會、江寧律師公會、中央研究院、世界學會、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央政治學校、中國科學社、中國工程師學會、合作學社等南京文化團體和教育機關，聯合通電世界各國民眾，宣佈日軍暴行，希望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譴責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魯迅為旗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化團體，在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的同時，對於推動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左聯透過發表文告、論文、雜文以及小說、戲劇、詩歌、攝影、歌曲等文藝作品，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運動中各種反動和錯誤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學的戰鬥使命，呼籲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在左聯出版的《文藝新聞》、《十字街頭》、《文學月刊》等刊物上，不僅大量刊登抗日文學作品，而且發專刊和開闢專欄，來揭露敵人，宣傳群眾，動員群眾，進行抗日鬥爭。同時，左聯作家還親自參加了各種群眾性的政治活動，如參加上海反日大同盟舉行的遊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學講演，有組織地上街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以及動員愛國青年參加抗日武裝鬥爭等。
上海婦女團體80餘個2000餘人召開大會，聯合組成婦女救國大同盟。她們舉辦救護訓練班，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