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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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第一線擔負重任，他們乾得很好。我作為一個老同志，由衷地為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感到高興。

王光美、王光英一起出席全國政協會議。

正如你剛才說到的，我還是“幸福工程”組織委員會主任。“幸福工程”是我這幾年熱心從事的社會公益事業。我確實為之傾注了很大精力。改革開放以來，發起最早的是“希望工程”，救助失學兒童，多年來取得了很大成績。“幸福工程”開展比較晚，但我們還是做了不少事情，在國內外的影響日益擴大。什麼是“幸福工程”呢？用一句話就是：“救助貧困母親行動”。在我國的貧困人口中，有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就是貧困母親。她們中有不少人還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狀態，口糧不足，缺乏收入來源，享受不到教育、保健等基本社會福利。她們的文化素質、健康狀況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數以上患有各種婦科病。我參加“幸福工程”的工作以後，曾到過不少貧困地區。我親眼見到，在所有貧困人口中，貧困母親的生活境遇最為艱辛。為了家庭，為了孩子，她們默默忍受著各種困苦和勞累，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們常常能聽到，人們讚頌母愛的偉大、無私和奉獻精神。可誰能想到，貧困母親的母愛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作出多大的犧牲啊！貧困不應該屬於母親。我們每一個人不一定都有孩子，但每一個人都有母親，都領受過母愛的恩情滋潤。救助貧困母親，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義務。我有一個深愛我的母親，我自己也是一個母親，因此對“母親”的含義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當我聽到貧困母親的種種境況時，我被深深地打動了，決心為她們做一點事情。1995年，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和中國人口報，聯合發起救助貧困母親行動——“幸福工程”，邀請我擔任“幸福工程”組織委員會主任，我欣然答應了。黃崢：聽說為了救助貧困母親，您將您母親傳下來的幾件珍貴文物拍賣，所得資金56�6萬元全部捐獻給了“幸福工程”？王光美：“幸福工程”是社會公益事業，就是發動社會的力量來辦事，沒有國家資金投入，全靠海內外各界的捐贈來實施救助行動。創辦之初，籌集資金是面臨的最大問題。我作為“幸福工程”組委會的主任，應該帶頭做一點貢獻。這使我想到了我母親留給我的幾件文物。多年來，少奇同志和我都是靠國家發的工資生活，沒有積蓄，沒有家產。少奇同志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的著作、手稿、筆記，不屬於家人，是屬於黨和國家的，我們已全部上交。少奇同志生前用過的生活用品，經過“文化大革命”，保留下來的很少，幾年來我們已陸續將它們贈送給湖南少奇同志紀念館、河南開封少奇同志陳列館和北京毛主席紀念堂裡面的少奇同志陳列室。總之，少奇同志屬於黨和國家，他留下來的東西，我們都交給組織。我母親的這幾件文物，和少奇沒有關係。1958年，我們請我的母親住到我們家，幫助照顧幾個孩子。我母親很認真，進中南海之前特意問，能不能隨身帶一些自己的東西？我請示少奇同志，少奇說：“老人家喜歡什麼就帶一點吧！”這樣，我母親就將她隨身用的一些物品帶在了身邊。“文革”以後，這些東西退給了我。黃崢：這幾件文物儲存下來很不容易，對您家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您怎麼捨得將它們捐獻出來呢？王光美：應該說，這幾件物品對我是有紀念意義的，因為這是我母親用過的而且是她很喜愛的東西。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幾件東西能倖存下來，確實不易。老實說，把它們捐獻出來，我是有點心疼。但一想起那些無助的貧困母親，我就感到值。我覺得，捐出這些東西符合我母親的心願。我母親是一個思想進步、樂於助人的人，她早就主動把家裡的房產獻給了國家。進中南海以後，她對所有工作人員都特別好，能幫誰幹點什麼就儘量幫。從為人處世，到社會經驗，我都非常敬佩我母親，多少年來經常以她為榜樣鞭策自己。我相信，如果我母親在世，也會支援我這樣做。我很懷念我的母親，但我有她的照片，想念的時候可以看看照片。懷念一個人不一定要儲存他的東西，精神遺產更重要。少奇同志沒留下物質遺產，連骨灰都撒到了大海里。我獻出這幾件東西，在有生之年做點有益於人民的事，還有什麼捨不得的呢？這幾件文物是1996年委託中商盛佳國際拍賣公司拍賣的，得拍賣款50多萬元，全部捐獻給了“幸福工程”，也算盡了我一點綿薄之力。黃崢：您的這一義舉傳出以後，人們大受感動，帶動很多人慷慨解囊，為“幸福工程”引來了一大批捐款。“幸福工程”是怎樣使用這些捐款的呢？現在的發展情況怎樣？王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