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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難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劇院裡既上演喜劇又上演悲劇，哭與不哭，笑與不笑，乃至看與不看，誰也不能勉強他人，但刪掉《梁山伯與祝英臺》化蝶一場，卻不會找到另外更好的“賣點”了。
（二）形象性。
意見之一 有位女士認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黃大香與吳棗秀，那種鮮明的個性，可謂光彩照人，黃大香的寬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吳棗秀勇敢與摯愛的真情同樣撼人心魂。相對而言，這種奪目的光輝，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點。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寫得太窩囊了，他全無一點做人的尊嚴，簡直連條狗都不如。也許作者是想借他反襯吳棗秀，但實際上卻損害了吳棗秀，老實說，這種人真不值得吳棗秀去愛。另外，田伯林與吳棗秀由開始的尖銳對立到後來的生死同命，這個轉變過程也寫得有些倉促，有些突然，雖然，這並非完全不可理解，但還是應該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會令人信服。
意見之二 作家筆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於它有沒有生活深度，光彩奪目只算一種，讓人扼腕嘆息，如田伯林，這也算得一種。田伯林的窩囊是他尷尬的社會處境和婚姻狀況的反映，而他的個性心理則是他，乃至他們田家好幾代人處世經驗的積累。人生百態，世界並不多餘田伯林這樣一種生存形態。他與吳棗秀之所以能夠做成夫妻，除了客觀方面的原因，在個性方面，既得益於吳棗秀的潑辣，也得益於田伯林的窩囊，不是吳棗秀罵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來，同樣，不是田伯林的窩囊，吳棗秀的鋒芒早就給挫折了，正是因為這潑辣，這窩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愛，他們才做成了夫妻。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兩人之間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別，也唯其如此，這戲才可能有聲有色。這裡表現的主要是人性的溝通，而非階級立場觀點的轉變。如果要論及人物形象的個性化，書中的男性並不比女性遜色，不僅是田伯林，姜聖初更可以算得上一個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藝術形象。讀他，就如讀中國近代歷史，處在極端貧困、落後的環境重壓之下，他的性情被嚴重地扭曲變形：愚昧而又暴戾，趨炎附勢而又自鳴得意，極度的麻木不仁而又永遠的心安理得。如果真是一個對國家民族具有憂患意識的人，面對著這種可哀可痛，可笑可憐的人物想一想，也許會要寢食難安呢！
感想：透過形象訴諸讀者的感官以傳達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藝術的本質特徵，創造形象是藝術家的主要責任，作品的成敗得失只在這裡。如果一部長篇小說能夠寫活幾個人物就算不錯，如果能夠創作出十多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來，那是很值得作者驕傲的了。師友們顯然是過分地誇讚了作者。
對於文學作品的領會和感受，不會有太大的性別差異，出現上述情況，我想只能是個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個人閱讀文學作品時都會有自己偏愛的人物，有時還難免過分激動。無論是特別關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寫，或者尤其著眼於男性人物的刻畫，都各有其理由，因為，讀書是尋求一種感情享受，完全可以有個人的好惡，應該允許各取所需。往往，讀者是在找到了貼近自己生活體會和感情需求的切入點之後，才進而把握住整個作品的，這也是一種常見的讀書方法。而且，閱讀還可以啟動讀者的創造性，有時候，讀者會把自己的生活體驗滲入其中，他們的想象可以使書中的形象更為豐滿，更為生動。
藝術應該創作什麼，不該創作什麼，這大概不由讀者，也不由作者，而是由生活所決定，首先是生活啟示了作者什麼，作者感受到了些什麼。
（三）典型性。
意見之一 對於經歷了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都會相信《左青石》中的人物和事件並非虛構，惟有真實，而後才談得上典型不典型。現在尚流行的所謂創造典型之說，不過是為造假騙人的事作遮掩。生活的本來面目怎麼樣，藝術就應該寫出怎麼樣來，讓瞭解歷史真相的人去看“三突出”的樣板戲，那隻會有一種被人捉弄的感覺。
意見之二 無疑，藝術應該反映現實生活，但照相不是藝術，之所以稱藝術為創作，就在於它少不得作者的加工與改造，如果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具典型性，它的社會意義就會十分有限。比如黃大香這個人物，我想很可能實有其人，併為作者特別熟悉，所以才寫得如此生動。但是，由於作者採取了自然主義的寫法，取材沒有選擇，寫她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事太多，以至削弱了這個藝術形象的典型意義。創作不可能，也不應該去追求完全客觀的生活真實。
感想 這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