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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小的時候，看魯迅先生提到過，說是有人認為，磕頭有利於健康。一直以為是先生在調侃國人，沒想到其實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頭當操做，還真的可以強身健體，活到七八十歲。不知道是上朝磕順了，回家以後慣性動作，還是化公為私，創造性發揮，把公務活動拿回家來操練了。反正，如此家裡家外地操練起來，到了官場上，動作會更加嫻熟，對公務也是種促進。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2）
只是，這樣的官場，這樣的官場文化，只能盛產逢迎和順從，作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較舒服，屁股因此而乾淨，但真話卻聽不到了，真實的資訊，也收不到了。整個朝代，什麼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諍臣，連所謂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脅來到，上下全無應對之方，因此上留下來一連串捱打的記錄，讓後人讀起這段歷史時，只感覺氣悶。
時間過得很快，磕頭作為官場禮儀和工作方式，已經早不見於神州，但比磕頭更討上司喜歡的方式，卻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後現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發展著。小說《神鞭》說，辮子沒有了，神在。頭不磕了，神也在，那種低眉順眼，那種阿諛奉迎，都還在，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都能不費力氣地看到。
文人的舌頭（1）
文人的舌頭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姑不論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這根舌頭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計程車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我們曾經有過遊說得官的年代，那時候的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有了舌頭，就擋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貴。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到考試，但做官的人，還得要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當然可以透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這時候面對面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面拍，畢竟立竿見影，喜笑顏開。其三是“忽悠”，想法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當然非得直接而且當面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要說話，就有風險，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然後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馬上大怒：你們玩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黴鬼就真的變了鬼。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碰了哪根龍鬚，人家龍顏大怒，自家吃飯的傢伙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還是得說，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稜”，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釦，見機行事，看風轉舵。這些說話的“經驗”，一提起來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說實在的，其實這些招數，多半是皇帝老兒逼出來的，又要讓人說，說錯了就要捱整，不想點轍可怎麼混呢。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就是斷不了根。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的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裡設有專門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就動靜特別的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計程車大夫受不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鬨，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乾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乾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的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