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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最喜歡的帝制德國,也有國會和憲法。吃過西方軍隊苦頭,並且受過西式軍事教育,其中有些人還留過學(德國和日本)的經歷,至少知道他們所效法的西方,稱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武夫,實際上,對風靡知識界的進化論,也略曉一二,他們對當時堪稱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從心底裡服膺的,就當時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著進步,意味著進化的方向。所以,不瞭解代議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不理會這個制度,不希望嘗試按照這個制度操作一下,好讓中國也強盛起來。我們所說的北洋軍閥,其實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推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不見得都是我們教科書所說的賣國賊,至少,也有希望中國好起來的願望。所謂的“北洋團體”中,像張勳這樣的人是少數,而且屬於團體的邊緣人物(不是北洋軍事學校出來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對共和並不熱心,也不至於公然開倒車,所謂的袁世凱復闢,他的帝制,其實並沒有取消代議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憲制。反過來也可以理解,儘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國家之混亂,國勢之衰落,比之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復辟卻總也實現不了(包括強人袁世凱所嘗試的看起來僅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對者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北洋團體”的軍人們。進化論的魅力,在那個時代,顯然不是其它什麼力量可以抵消的。
在民主的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2)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
當袁世凱(圖31)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後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然而,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居然這個國民黨人佔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藉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藉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佈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絕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
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