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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人倒是有個擱下身子的地方睡覺就行。
好讀書，但是亂讀書。我雖然學歷上是個博士，但除了在研究生期間跟老師聊天，沒有正經接受過科班歷史教育，如果說還有點知識，不過自己亂看看來的。小時候看書，能逮到什麼看什麼，拿到手裡的書，如果時間限制比較緊，就飛快地看，如果相對比較充裕，就整本地抄，記得我抄的第一本書，好像是本叫做《美國政府機構》的書，大概是本文革後期提供給新聞報道人員做參考用的，從那裡頭，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國會，什麼叫行政權，也知道了原來人家的國務院只是外交部，跟我們不一樣，還知道了原來負責美國總統保護的，是財政部。上大學之後，雖然學的是工科，課程壓力大得要命，但畢竟社會上的書多了，我也忙裡偷閒，狠狠地啃了幾本大部頭，但依然是自己看，有惑沒人解，有疑沒有問，更沒有人點撥你該看什麼書。
大學畢業棄工從文，老師罵我棄明投暗，暗雖暗，畢竟比較充裕地滿足了我亂看書的那口嗜好。從此信馬由韁，興之所至，讀之所至，讀研究生之後，挨老師罵，說我用心不專，也依然如故，而且信奉陶淵明主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時常津津樂道，用我政治學的同事的話來說，就是非學術性閱讀。每每一本書讀下來，問我書的學術理路，中心意思，核心問題，甚至於書的作者為誰，往往都不知道，但是書中我的“會意”點，卻印象深刻，很久很久都忘不了，如果一本書這樣的會意點多，那麼三月不知肉味倒是未必，但一天忘了吃飯肯定有可能。
我是個野路子出來的所謂學者，使用的全是野狐禪的功夫，雖然沒有本事，也沒有興趣關心大理論，大問題，但讀的時候，總是愛想想，讀到會意處，總喜歡掩卷而笑，笑畢遐思，每有所得，則欣然命筆，胡亂塗上一些文字，這就是我所有歷史文化隨筆的來由。所以說，雖說是什麼隨筆、散文，但實質上，不過是些讀書筆記。讀書筆記按理應該是給自己看的，印出來賣錢，好像有點對不起讀者，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既然有人樂意看，出版商有樂意出，我想也沒有關係，總之是周瑜黃蓋，願打願挨，不喜歡的，離我的書遠點就是，恨到買回去放在衛生間裡當手紙，也無妨，只是紙質太差，又不衛生，還費錢，所以，建議這樣的先生女士們，想出氣，最好弄張我的照片，貼在鏢靶上用鏢扎，省錢，高效，還解氣，符合多塊好省的原則。
讀書最喜讀史，相比起來，在歷史學的論著和所謂的歷史素材之間，更喜歡後者，哪怕再亂，再沒有頭緒，也還是喜歡。讀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推想一下，寫此文的前人，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是什麼樣一種情景，如果是我自己，生在那個時代，又會怎樣。如此這般之後，有時真的不知我之為魚，魚之為我，傻樂一通，起身到冰箱裡，找一個個大的蘋果，大嚼，然後爬上電腦，寫幾個字。
當牛記者碰到強人的時候（1）
民國時期的記者牛。租界裡的口沒遮欄，想說就說，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欄也有限，批評揭黑自不必說，損人罵街也是家常便飯。惹著誰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門來砸場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記者該罵還罵，反正那個時候，一個報社值錢的東西也不多。
在來自西方的各種市井觀念中，記者是無冕之王的說法，在中國特別流行，大家認賬，記者也很自負。很多歷史上的牛人，都有過辦報（刊）的經歷，比如梁啟超、章士釗、章太炎、陳獨秀、吳稚暉、陳布雷，他們手裡的一支筆，原本都是預備掃清天下的。到了蔣介石的時代，當年的名記者差不多都已經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學問的做學問，但記者們依然牛氣不減，官辦的《民國日報》，發起評選中國偉人活動（類似於我們的超女評選），揭曉時，居然第一名是《民國日報》的總編陳德徵，第二才輪到蔣介石（據說把蔣介石氣昏了）。
記者牛，損起人來嘴特別黑，旁觀者見了，哈哈一笑，當事人聽了，會恨無地縫可鑽。不過，凡是大記者，往往不會找小人物的晦氣，他們下手，就衝大個的去，所以老百姓聽了，解氣。解氣歸解氣，危險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場子，就是一種，不過但凡叫過記者，資訊都靈，躲得快，身體不會受傷害，但是也有躲不過去的時候，黃遠生躲到了美國，還是被暗殺了，邵飄萍在六國飯店躲了很長時間，一露頭，就被捉了進去丟了性命。好在那個時代是軍閥當家，軍閥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顧，輿論能拿來說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錢，吃喝嫖賭，巧取豪奪，他們都公開地做，大搖大擺地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