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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實施的內容和性質的區別，它們同樣棘手，並且很多方面更不容易對付。實際上群居村試驗者自己在面對情感、*、生育、子女撫養以及父子關係確立等一系列複雜問題上也是束手無策。
由於法制觀念過於淡薄，且又與主流社會隔絕，現代群居村實際上成了罪犯逃逸的藏匿地；因為亂交和吸毒而導致群居村村民性病、艾滋病蔓延；群居精神倡導的頹廢主義使得某些群居村落垃圾堆積如山，衛生狀況極為惡劣。美國有一個小鎮，在警方用強力驅趕了群居村的居民之後，清除出來的生活垃圾達數十噸。和當年的雪萊一樣，這一些現代人以為只要打破了傳統框架就可以從此自由、無拘無束了，其實問題往往比人們當初所臆想的要複雜得多——摧毀體系構架是容易的，例如，反對傳統家庭婚姻，這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想建立一種新的替代性型的構架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三、現代公社制試驗
公社制有兩個方面的特徵：一是社會的經濟結構，例如，以空想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二是社會單元組成結構，以公社制群居生活代替數千年人類社會形成的家庭婚姻結構。公社制的倡導者在打破婚姻家庭方面和上述群居村試驗有相同點。但是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群居村關心的僅僅是兩性關係的自由，而公社制倡導者更重視的是從經濟制度等一系列方面對現存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最早的公社制理想出現
古羅馬哲學家柏拉圖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系統地幻想了一個由哲學王領導的、經濟公有制、同時人類自身的再生產也是公有制的、沒有家庭和婚姻的性自由的社會組織形式。
近代以來，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公社制的主要倡導者，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從16世紀到19世紀經歷了烏托邦、平均共產主義、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三個不同的階段。空想社會主義著作中，對未來大同社會制度假設得最細緻的是1755年的摩萊爾的《自然法則》和1776年出版的馬布利的《論法律和法律的原則》，不過這些著作中涉及有關婚姻的部分採取的是絕對禁慾主義立場，恩格斯稱之為“苦修苦練，禁絕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後來，歐文、傅立葉、聖西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家提出了更有建設性的理論構想。其中歐文於1824年在美洲購買三萬英畝土地試驗合作公社，四年後遭到慘重失敗。這是公社制的第一次實踐，儘管失敗，但是並沒有動搖人們追求大同社會理想的激情以及對公社制的浪漫想象。公社製成為他們反抗專制*，反抗資本剝削，反抗社會不平等夢想中一條輝煌的出路。20世紀中後期，西方國家有人再次開始小型公社制實踐、依據空想社會主義理論，混合了原始社會財產平均分配和性伴侶自由選擇的結構原則，在小範圍內，組成群居村落，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共同生活，共同撫養子女，集體伙食，集體活動，*集中制的選舉和決策就是他們的共同特點。他們過著一種與周圍經濟發達的社會相對來說是樸素、簡單公社生活，他們的思想意識是比較激烈的，行為也是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
以上談到的近現代西方單身群落文化發展中的兩種組建形式——群婚制和公社制——在中國從未出現過，而且根據目前中國單身群落髮展的形勢推斷，似乎在可以預見它們（上述兩種形式）在將來也不可能出現，什麼原因呢？我們想就此比較一下中西單身群落文化發展的差異。
1�西方歷史上最激烈的單身文化試驗出發點是對西方基督教社會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抗，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夫多妻制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存在這一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以一夫多妻為天經地義，所以絕對不會出現類似雪萊的離婚事件。歐洲基督教教義反對離婚，18世紀之前，歐洲離婚案非得徵得羅馬教廷的批准，所以才造成了雪萊式的反叛，導致了那一個小小群居村的實踐。
2�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禁慾主義是表面上的，私底下一直實行著以男性為主體的縱慾主義，男人可以透過很多為傳統社會所允許的形式來獲得性滿足，所以也就用不著走另外的極端主義的道路。此外，封建禁慾文化是中國社會的主導文化，少有人敢於公開挑戰，類似那種向社會宣戰的公開性亂交是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中國社會對男性的性問題可以容忍，例如，納妾和嫖妓，但是，如果有女性敢於公開對等地參與，那麼她們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男性的不必與女性的不敢，使得“群居村”沒有組建的契機。
3�公社制的建立和實踐需要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