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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角錢，比較貴的是1—2圓；一份報紙3—5分錢；公交車票價5分至1角錢。 公園門票5分錢。劇場和電影院入場券1角至1圓。 根據當時經濟學家們的幾十次社會調查統計結果，從事體力勞動的城市貧民五口之家維持生存的最低開支為每月法幣27圓（合今人民幣800元），而知識階層的最低生活費為每月法幣50圓（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圓（合今6000元）。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共合作成立了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歸屬於中央政治部三廳六處電影科。同時還有歸屬於宣傳部的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參加“中制”和“中電”的演員們多半是當時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月薪有所增加，現將一次發薪名單照抄如下： 黎莉莉340圓舒繡文330圓白楊320圓 張瑞芳300圓顧而已300圓魏鶴齡300圓 施超280圓謝添250圓陳天國250圓 吳茵230圓楊露西120圓熊輝100圓 秦怡60圓 電影明星們的收入，仍然跟學者、教授、作家、主編們處在同一檔次而稍低些。 1940年以後，席捲大後方國統區的法幣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物價飛漲日趨嚴重，幾乎每年漲幅為兩倍甚至更多。包括電影明星在內文化人的收入不斷貶值，生活受到極大影響，從而激發並增長了他們對蔣介石專制政權的強烈不滿情緒。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中華民國成立以後，特別到了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崛起，我國文化人的影響迅速增強，文化人的隊伍迅速擴大。 五四愛國運動是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大中院校聯絡在一起的。民國初的北京大學封建的陳規陋習“官僚氣”、“名士氣”非常嚴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大“在他手上才成為真正的大學，真正不愧立足於世界大學之林，而成為中國現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鎮”。（見《蔡元培先生象徵的學術世界》，引自《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 追求自由、民主、科學，特別是力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反對專制愚昧，是中國現代知識階層的靈魂。但是在五四時期，這個階層的社會基礎還很薄弱。舊中國文盲佔成人的90％以上；民國初年，80％的就業人口仍在從事千年不變的傳統農田耕作，只有不到1％的就業人口在近代產業部門。 造成人口素質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業的幼稚和經濟狀況的貧困。 1912年，北洋政府開始統治時，全國有4．1億人，而學生總人數僅為293萬，其中，小學生279萬，中學生13萬多，大專院校學生不到5000人（估計數字），應屆大學畢業生只有490人。 1928年國民黨政府統治時，全國有4．65億人，而學生總人數僅為914萬，其中，小學生888萬，中學生23．5萬，大專院校學生25198人，應屆大學畢業生只有2275人。 從戊戌變法到國民黨掌權，經過了整整三十年。這三十年的進步顯著，但仍然處於落後的地位。拿我們的鄰邦日本作對比，更可以看出我們國情落後的嚴重程度：1925年日本國有0．59億人，是我國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學生總人數為1147萬，超過我國25％。其中，小學生799萬，中學生336萬，大專院校學生126842人。按絕對數字，中學生是我國的14倍，大學生是我國的5倍。
戲劇、電影業的興起（8）
按照每萬人口中的在校學生比例數字，日本的中學生比我國多110倍，大學生比我國多40倍。（這還是用日本1925年的數字跟我國1928年的數字相比。） 況且我國文化分佈極其不平衡，20年代知識階層集中在京、津、滬、寧等大城市，相對說來爆發力很強，他們播下了現代化的星星火種。 五四期間訪問過中國的美國學者杜威，在1919年6月給女兒的家信中寫道：“一位曾對五十種學生報紙做過仔細研究的朋友說，這些報紙的第一個特點是有大量的問號，第二個特點是要求言論自由，以便能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個信仰既定權威的教條、又使得人感覺滿足的國家裡，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五四前後，中國知識階層雖然人數很少，但是能量很大，這在某種程度上得力於他們相當優越的經濟後盾。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1）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結 在紀念北京大學百年和五四運動八十週年的各項活動中，蔡元培校長的名字格外凸現出世紀的光輝。他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已不用後生贅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