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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當十錢兩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為松花兩個，約合不到八枚，一為盒子菜兩包，約合不到八枚，一為炒雞蛋三個約合不到六枚，一為鹹落花生約合不到四枚，切面條二斤約合不到四十枚，豬肉約合十五枚，酒約合十五枚，連打滷用的黃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餘枚。以上之數還打的很寬，然尚用不到兩吊。約合現在銅元不過二十枚。齊如山回憶中所說的“當十錢”也就是光緒二十三年間“當十”銅幣，每枚貶值為相當於“制錢”兩文（兩錢重）。也就是說，“當十錢”98枚相當於“制錢”200枚，即兩吊。又據《中國貨幣史》第843頁，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白銀一兩合制錢1364文，合銀洋約圓，這就是說，當時銀洋一圓摺合制錢大約1000文，又可兌換新式的“當十銅元”100枚。“當十錢兩吊”，合銅元20枚，相當於今人民幣14元。（後來，銀價上漲，銅錢又逐年貶值。）根據齊如山先生的回憶，同文館學生四個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簡單的打滷麵酒水總共只花了銅元20枚，即銀圓2角，摺合今人民幣14元。而齊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貼可達10塊銀圓（7兩），摺合今人民幣700元左右，由此可見當時同文館學生的經濟生活水平還是較高的。 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務學堂的生活 關於19世紀末年的情況，周作人在回憶錄中寫道——先君雖未曾研究所謂西學，而意見甚為通達，嘗謂先母曰，“我們有四個兒子，我想將來可以將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留學。”這個說話，總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間，可以說是很有遠見了。那時人家子弟第一總是讀書趕考，希望做官；看看這個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學幕做師爺；又其次是進錢店與當鋪，而普通的工商業不與焉，至於到外國去進學堂，更是沒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後，兒子們要謀職業，先母便陸續讓他們出去，不但去進洋學堂，簡直搞那當兵的勾當，無怪族人們要冷笑。……魯迅原名周樟壽，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歲，要往南京去進學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為周樹人。那時全國實行科舉制度，讀書人從小在私塾、“家館”熟讀《四書》《五經》，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辛苦應試，為取得秀才、舉人的頭銜，以提高社會地位。所謂“出路”就是讀書做官。傳統教育主要是“州學”“府學”“縣學”以及“書院”；新式的洋務學堂寥寥無幾，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武昌的自強學堂、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和陸師學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學堂等處，都是官費供給。 周豫才想出外求學，家裡卻出不起錢，只能進公費的洋務學堂。正好來了個機會，南京水師學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裡當“管輪堂”監督（即輪機科舍監）。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暫住在他的後房。可是這位監督有點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因此就給他改了名字“樹人”，出於“百年樹人”的典故。後來他從水師學堂退學，改入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仍用“周樹人”這個名字。
啟蒙的起點：清末洋務學堂（4）
周樹人於戊戌年閏三月經過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達，目的是進江南水師學堂。四月中考取了試讀生，三個月後正式補了三班。據《朝花夕拾》上所說，每月可得津貼銀二兩，叫做“贍銀”。水師學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畢業，前後分作三段，稱為三班，每三年升一級，由二班以至頭班。周樹人在那裡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來，“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 這就是說，周樹人18歲時，即戊戌變法的那年，往南京進了江南水師學堂。除了學宿費全免以外，每月可得津貼“贍銀”二兩，約合今人民幣200元。這比首都的京師大學堂或同文館待遇要低一些。 1901年，周作人也步大哥的後塵，經杭州往南京，進了江南水師學堂。他晚年在《知堂回想錄》中是這樣敘述的——各班學生除膳宿、衣靴、書籍儀器，悉由公家供給外，每月各給津貼，稱為贍銀。副額是起碼的一級，月給銀一兩，照例折發銀洋一圓加制錢三百六十一文。我自（陰曆）九月初一日進堂上課，至十二月十三掛牌準補副額，凡十二人，逐成為正式學生。洋漢功課照常進行，兵操打靶等，則等到了次年壬寅（1902）年三月，發下操衣馬靴來，這才開始我這裡說“洋漢功課”，用的系是原來的術語。因為那裡的學科，總分為洋文漢文兩大類，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課，一天上漢文課。洋文中間包括英語，數學，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