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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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可經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顯華經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夢旦所長6800 7000 6500 5525 王雲五所長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職工所得“花紅”大約為一個月的薪金（職員）或工資（工人）。這有時稱為“每年的第十三個月的年終分紅”。 商務印書館的勞資糾紛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發表的廖維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經濟生活》一文中列舉上海印刷業工資情況說——有月工與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訂定的工資發給，都在十五圓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時沒有工資，他們的工資更少。 綜合上海幾十家（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工錢分三等：頭目二十圓至五十圓；下手十圓至三十圓；學徒一圓至十圓。女工只有摺書、訂書二種。摺書：洋裝（即洋紙）摺一頁的，每千頁二十文；二頁的每千頁五十文；三頁的每千頁七十文；四頁的每千頁九十文。本裝（即本國紙）每千頁七文，也有每千頁九文的。釘書：本裝一本五文，洋裝稍高。摺書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幾圓的工錢，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圓，初學者，每月只得二三圓。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提高了勞動者的覺悟。8月22日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發布了“總罷工宣言”，要求提高經濟待遇，舉行了第一次大罷工。罷工宣言指出：“館中亦每年有所謂花紅者，在幾個當局，確實可以稱為花紅（例如經理月薪三百圓，而年得花紅二三萬圓）；在我們薪水小者，卻也可嘆（月薪十餘圓者僅年得花紅十餘圓，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商務印書館和文化人（5）

編譯所職員沈雁冰（當時為共產黨支部書記）、鄭振鐸、丁曉先等12人擔任工會談判代表，館方由張元濟、王雲五等6人參加談判。中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向商務印書館提出：館方如不接受職工會的合理條件，將號召全國學生停止使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以示抗議。8月27日開學在即，館方接受職工會的條件，罷工勝利結束。 1925年8月，商務印書館總務處公佈了《加薪辦法》，規定從本年10月1日起，增加總分支局同人薪工，標準如下：甲、薪工在10圓以內者加30％；乙、薪工過10圓至20圓者加20％；丙、薪工過20圓至30圓者加15％；丁、薪工過30圓至50圓者加10％；戌、學生滿１年加１圓，滿兩年加兩圓。（見《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455頁，中華書局，1954年）　電子書　分享網站

20世紀上半葉的稿酬版稅（1）

20世紀上半葉的稿酬版稅——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來，隨著我國文化自由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批自由職業者——專以寫作（所謂“爬格子”）為謀生方式的作家。他們主要依靠稿費、版稅和編輯費收入來保證生活。 據王雲五《戰時出版界的環境適應》一文所述“平時我國出版業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20世紀初葉到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如果說北京是全國高等教育事業的中心，那麼上海則無愧是全國書刊出版事業的中心。上海是中國最大的近代工業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出版事業的發源地。 1872年以後，上海申報館壟斷中國出版行業達四分之一世紀。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中華書局於1912年在上海創辦。新中國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種報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種報刊。五四運動時期影響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間，中國新創文學報刊57種，其中29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中，上海佔22種。商務印書館1902—1920年間，出版圖書3522種，其中文學類（以小說為主）846種，佔四分之一。 舉世聞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馬路 19世紀後半葉、20世紀初，上海的商業中心棋盤街匯聚了多家很有影響的出版單位，成了出版業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盤街上的滄桑》一文中寫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業中心在棋盤街。直到筆者來到上海（1922年）時，上海租界向西向東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榮，已經代替了棋盤街。在我們記憶中，提到了棋盤街，就等於說是提到了全國出版業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喚起了新聞事業中心的印象。）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這兩家書業重鎮，雄踞在福州路（四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