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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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錢，植物油每斤７至９分錢；到１９２６—19３０年大米每斤６．２分錢，豬肉每斤２角錢，白糖每斤１角錢，食鹽每斤２至５分錢，植物油每斤１角５分錢，等等。 那麼當時北京的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圓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的結果，２０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１３２．４圓，也即每月１１圓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１０圓（合今人民幣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魯迅所說，學者教授們的生活水平屬於“中產的知識階級”。他們不像統治集團、剝削階級那樣豪華奢侈，也不像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那樣一貧如洗。 ２０年代在北京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８０圓已經很寬裕了（合今人民幣2800元），許多物價比在上海市低廉。教授講師們的收入普遍在200圓以上，甚至可達400圓（合今１萬多元），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和自費出書。如沈從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輩們的資助。 據記載，北京城內一座８—１０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２０圓左右；一間２０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４至５圓。魯迅在１９２３年一度租用的磚塔衚衕６１號，三間正房月租金８圓。他的女傭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僅３圓（見《魯迅日記》）。 交通費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裡每次只有１角錢左右；包車每月１０圓。 ２０年代北京城裡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軌電車，新派的學生們經常乘坐。司機開車後不是按喇叭，而是腳踩鈴鐺“噹噹（ｄｉａｎｇｄｉａｎｇ，念“低昂、低昂”）”響，所以人們都叫它“噹噹車”。起初電車的路線有四條，不久擴充為六條，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 第一路紅牌總段，天橋至西直門。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１０枚（合3分多錢）；至西單牌樓二段１８枚（合6分錢）；至西四牌樓三段２６枚（合8分錢）；至西直門四段３２枚（合１角1分錢）。

五四前後北京文化人群體（11）

第二路黃牌總段，天橋至北新橋。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１０枚；至東單牌樓二段１８枚；至東四牌樓三段２６枚；至北新橋四段３２枚（車費同上）。 第三路藍牌總段，東四牌樓至西四牌樓。共分四段，東四牌樓至東單牌樓一段１０枚；至天安門二段１８枚；至西單牌樓三段２６枚；至西四牌樓四段３２枚。 第四路白牌總段，北新橋至太平倉。共分二段，北新橋至地安門一段１０枚；至太平倉二段１８枚。 第五路綠牌總段，崇文門至宣武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天安門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宣武門二段２０枚（合7分）。 第六路黑牌總段，崇文門至和平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珠市口一段１４枚（合4分半）；至和平門二段２０枚。總之，電車比人力車方便得多，車票也便宜。 （陳注：在北京銀圓跟銅元的兌換率，1926年兌換300枚，1928年360枚，1930年400枚。此處以1926年的兌換率計算。） 文化人的嗜好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飯館，看戲（京戲、文明戲和話劇、電影），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據顧頡剛等回憶：1913—1920年北京大學食堂伙食費每月６圓，６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米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伙每月１０圓，四菜一湯。花費１圓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在大館子請一桌十席，高階的魚翅席每桌１２圓，加酒水小費總共不到２０圓，每人２圓。魚唇席１０圓，海參席８圓一桌。最高檔粵味“譚家菜”，４０圓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魚翅，可供１１人入席，這屬於豪華消費。 至於以平民為物件的中等飯鋪，２圓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 （１）　四冷葷：四個裝燻魚、醬肉、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５分； （２）　四炒菜：如溜裡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盤１角； （３）　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２角； （４）　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６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幣８元）。 遊樂場所又怎樣呢？兩大著名公園——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２０枚（或５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