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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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和實驗室。中央大學搬到四川的50萬冊圖書，為了怕轟炸，只有兩萬冊破舊的放在外面供人閱覽，而圖書室小得只能容納300人；四川大學遷到峨眉山，理學院的學生一年不能做實驗；唐山交通大學在貴州平越開課時，沒有任何儀器；西南聯大的情形更糟，教學儀器大部收藏起來，學生看書和聽課都要“搶”。宿舍無書桌，讀書寫字都要到圖書館去。聯大的學生自己這樣描寫道：書太貴了，每晚要到圖書館去搶看參考書，許多人在門口等著開門，門一開大家就拼命擠，人小力小的就這麼被擠出擠進才被人推了進去。一進門又得眼快腿快地搶座位，放好書又得擠到臺前搶接書。聽課則人多座少，也得搶……（見《戰時青年》二卷五期）讀學分、考分數，仍舊是大學生的天職。教授在講，學生聽、寫、考試，一切照常軌進行。然而由於學校內遷到經濟落後的西部地區，不能不受艱苦環境的侷限。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4）

工學院的課程，因戰時條件的困擾而造成更大的缺陷——以現在抗戰期中的情形來說，因為自己出產水泥及鋼鐵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築用木材及石料來代替。但在學校裡對於木材及石料構造的課程雖有，然而太不注意了。……教授們的虛構設計及不令學生觀察及研究實際的建築物，真是缺點。同時於實際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說，這便使畢業了的學生在外面工作時感覺到與未讀大學一樣。（見《讀書月報》第十二期）農學院的困境跟工學院差不多。四川大學農學院的園藝、耕種、病蟲害、蠶桑等學科，一半是全講理論，一半是理論與實習並重。但是所謂“實習”，僅止於畫圖、看顯微鏡、答問題。西文教科書則是幾年前的舶來品。 40年代校園基本穩定以後，課堂座位仍是不夠，宿舍沒有書桌（根本就沒有自修室），畫圖室與實驗室依然擁擠不堪，空氣惡劣。裝置是出人意外的簡陋，甚至很多學校沒有操場。至於其他的文化娛樂，等於緣木求魚。……生活指數在不斷上漲，學校制度不見改革，說不定我們“今後還要走上更悲慘的道路。”（引自《關於大後方的大學教育》一文，原載《中國青年》二卷九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抗戰期間小學教師們飢寒交迫 1940年2月《抗戰導報》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當時大後方四川的小學教師在飢餓線上的生活狀況。摘引如下： 他們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還不到10元。前兩項是代表學校經費充足的高小校長及一般小學教員。他們的收入，除了這些微薄的“硬工資”以外，就沒有別的了。 但他們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幾種？到底需要多少錢？ 在一般的學校，煙、茶、油、炭要自己出，筆、墨、紙也要自己出，衣服費、零用費、膳費當然更要自己出，其餘還要應酬校董、鄉人、朋友及醫藥用款。膳費在過去每月最高不過9元，現在卻非15元不可。米價的騰飛，實在令人可怕：在抗戰前每鬥是1元左右，抗戰後特別“六二一”大轟炸以來，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飯單算米錢就要9元，此外柴、鹽、米、菜都漲價幾倍。這樣一來，教員由吃飯，轉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變為兩頓，餓著肚子刻苦過活。 許多學校不得不提前結束，許多教師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賒借來應付伙食。一個教師極力儉約，只顧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無法維持，何況他們大批是貧苦的子弟，大部分有父母弟妹妻兒的繫累，等待著他們賺錢去撫養呢！ 在普寧一帶，許多教師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的，他們沒有錢又沒有衣服，沒有親戚朋友也沒有產業，只帶來赤手空拳，帶來一批妻兒弟妹！你想這每月不到10塊錢的“硬工資”將怎樣生活呢？有一個朋友，因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窮苦，父親又很嚴厲，孩子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譴責，結果雖學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經濟支絀、環境惡劣的學校，更發生欠薪、歧視教師、侮辱教師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們簡直就把教師當做奴僕，把學校當做養活“教書人”的收容所。學校現在還欠著上學期的教薪，如××小學不發膳費不發零星用款，教員餓肚子上課等都是例子。教師在一些對教育沒有認識者的眼裡，真是不值錢。 1940年2月16日《新華日報》刊載的《生活在霧中的小學教師》一文中說：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應享的代價，25元錢一月在小學教師的待遇方面已經算得上是高額，普遍的月薪額都在20元以下，在川東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