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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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張心沛，後來一些偽政權下的“國立”大學的恢復設立，都是在他們的主持下辦理的。繼醫學院之後，祖家街工學院、新華街師範大學、李閣老胡同女子文理學院的舊人開辦了女師大，銜接的是北洋軍閥的舊傳統。 北平淪陷後的校園生活 在淪陷期間，北平幾所殘餘的公私立大學中，無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說起來真是夠慘的了。當時北平有“四大賤物”之稱，就是“坐電車，吃鹹鹽，買郵票，請教員”。別的東西都是因紙幣貶值，不斷漲價，而這四樣都遲遲未曾漲價，所以謂之“賤物”。教授雖是“請教員”中的最高檔，但其生活水準，仍是隨著紙幣的不斷貶值而下降的。 開頭兩三年中，物價上漲尚可忍受。以麵粉為例，“七七”事變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麵（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漲到5元出頭，漲幅為20％—30％；其他日用百貨、副食品等，漲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謝剛主所寫的《一士類稿序言》中說：一兩年前的生活，尚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貴。我們所約會的地點，總是喜歡在中山公園上林春吃茶，順便吃一些點心。後來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來薰閣閒坐，有時光請他們老闆買一點燒餅和麵條，就當晚飯。七七事變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麵粉、白大米作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麵、雜合面一類的粗糧（又叫做“糙糧”或雜糧），除非極窮苦的人，才吃所謂“窩窩頭”，就是完全由玉米麵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淪陷之後的1938—１９39年間，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麵、小米粥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雜糧了。 北京大學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從淪陷後便日夜憂思，晚間必聽中央廣播，白天還不辭勞苦地翻著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記事），在憂患中仍沒廢棄研究，寫論文稿。他因困處危城，勞瘁憂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經協和醫生診察，斷定是胃癌。後來經朋友婉勸，終於在1937年11月4日進了協和醫院，不久於悲憤中死去。 繆金源教授體弱累重，無法離開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隱居不出，食貧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輔仁大學哲學系和司鐸書院教幾點鐘書，月收入130元。後來因發表了“非宗教”的言論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沒有續聘。戰前他收入相當豐厚，每餐都有魚肉珍饈。但淪陷後在輔仁大學教書時，因為入不敷出，已經減到每天一粥一飯。1939年離開輔仁大學後，生活更加困難。他在1941年4月25日給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裡說：“自離輔大後，生事良苦，歲杪又舉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費二三十金。諸兒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長幼均多病，……以貧困故，概不服藥。老父因仰食者眾，且季弟營小醫院於滬，兩年來虧耗血本萬金，今年不復能相濟。然誓餓死不失節！……”自此以後，他從每天一粥一飯減到每天兩頓粥，到最困苦的時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頓粥了！經這樣凍餒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讚頌繆金源是位“傲骨嶙峋，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朋友”！過了兩三個月，他的夫人也因貧病交迫追隨金源於泉下。 漢奸周作人 關於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錄》等書中一再為自己辯解。他當時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說：“弟以繫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離去北平，現在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又說：“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世傑）教長、蔣（夢麟）校長代為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別位關心我們的人。至於有人如何懷疑或誤解殊不能知，亦無從一一解釋也。”可見起初尚有堅守民族氣節，以“蘇武留胡節不辱”為榜樣的想法。熟讀經史的周作人當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漢奸洪承疇等鼠輩的千古罵名。再說，東洋指揮刀並沒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脅呀！他自己回顧：“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力氣自己運動的人），當然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抗日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10）

請注意在這裡周作人承認“經過考慮”，可見他是權衡過名譽地位、掂量過利弊得失，才下定決心“答應”賣國投敵效鷹犬之勞的。他反覆“考慮”的究竟是什麼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東洋指揮刀更厲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喪盡天良，就任偽職“督辦”的呢？ 後人不必妄作揣測。還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錄》中揭開了這個老底。他一語道破了“考慮”的根本原因：“該職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