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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是為了不再去流浪。
他們只是為了不再去乞討。
他們只是為了不再被餓死。
那一年，二十四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盧新華，以一篇七千字痛述“*”的《傷痕》小說，一夜之間，可以轟動全國。這在今天看來也無法想象。
那一年，男女在一起跳舞，還被認為是流氓；那一年走進電影院，除能夠看到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飛機大炮、哭哭笑笑”的故事片，中國的電影基本還是新聞簡報。
那一年，“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還仍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五十五萬多個右派分子，四百四十多萬個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還沒“摘帽”；七十多萬個工商業者也都沒被恢復勞動者身份。
秘密會議（8）
那一年，因為物品的稀缺，買糧還要糧票，扯布還要布票；買一塊手錶、一輛腳踏車都還要購買券；甚至一盒火柴提價一分錢，都需要黨中央、國務院研究決定；億萬中國人還都穿著中山裝，衣兜上插支水筆便代表有文化。
既然帶了這個頭，嚴宏昌覺得就該做出個好樣子。所以，分田時，好田好塘已經被*、嚴俊昌父子挑走了，那就乾脆讓大家繼續挑。最後大家挑完了，嚴宏昌才發現，嚴學昌也一直沒有動；他知道，這是嚴學昌在用實際行動支援自己的工作，他很感動。
這時餘下的田塊，不是離村莊最邊遠的，也是“大躍進”年代就沒有人再種，一直放到今天的荒地。
嚴宏昌妻子段永霞告訴我們，分田時，她家分到的都是沒人要的。那些田離村子足有兩裡遠，還都連不到一塊：一處是在村子最南頭，已挨著石馬村；一處又是在村子的最北頭，緊鄰韓趙村。下地，收工，每天來回都要跑上很多冤枉路。趕上三秋四夏，這邊要種，那邊要收，不用說農活，光是兩頭跑也能把人累死！特別是被大家挑剩下的那口塘，六十、一九六一年餓死人時，當時村裡的死人太多，沒場子埋，也沒人埋，就都扔進了那口大塘裡，那塘是一口遠近都知道的“死人塘”。嚴宏昌要忙隊裡的事，田裡的活就全丟給了她，有時天不亮下了地，周圍黑裡吧嘰地就她一個女人，忙在“死人塘”邊上，心裡常常發毛，忍不住要罵上嚴宏昌一回：“就你風格高，帶頭乾的好事！幾輩人都跟著你受罪！”
小崗人說：虧得嚴宏昌和嚴學昌肯吃虧，小崗村的田最後才分得成。
田分到各家各戶了，嚴宏昌也陡然感到身上的壓力變大了。是啊，序幕拉開了，戲就得唱起來。只能唱好了，不能唱砸，否則，是收不了場的。
嚴宏昌從鳳陽縣城的工地回小崗前，他原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託給別人臨時代管，現在看來一心兩用是不行了，必須與承接的工程徹底脫鉤。於是，他抽空到工地上把班交了。
回來路過臨淮關，偶見一個老頭在路邊賣花生。放在過去，他對街頭巷尾的這些場景一般是熟視無睹的。但是，現在心裡邊裝著事，看到什麼不由自主地就要與小崗的事兒聯想在一起。此刻，看到花生，便立刻引起他一連串的遐想。他首先想到花生是個“薄地掙子”，鄉間的這句話就是說，再薄的地也是能種好花生的。種花生不需要什麼肥料，這東西一點不嬌貴，不要像伺弄其他莊稼一樣地跟著忙；旱地也會有好收成。
想到這些，他便湊了過去。
賣花生的老頭怕嚴宏昌誤會了，忙解釋：“我這不是熟花生。”
嚴宏昌說：“我買的就是這生花生。”
一問，一塊零五分錢一斤，不貴。嚴宏昌說：“給我稱兩斤。”
嚴宏昌想的是：一年之計在於春啊！眼看著就要春耕春種了，因為太窮，種個什麼，很多小崗人到現在心裡也沒有譜，種花生說不定是個好主意。
回到家，嚴宏昌馬上忙開了。他把買來的兩斤花生用盤秤分成兩堆，一堆一斤，然後一個個剝了殼，取出“米”。接著就拿出了大姑娘繡花的功夫，將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數上一遍。他發現，其中的一斤是八百○六粒，另一斤是八百二十一粒，也就是說，一斤花生大約是八百到八百二十粒花生米。
得出這個數字，他興奮起來。
因為一筆賬擺在了面前：如果一畝地需要五斤花生米，不過只是五塊兩角五分錢的成本。五斤，便是四千到四千一百棵花生苗啊，就算出苗率只有百分之九十，哪怕將損失再算到百分之五十呢，最後還會成活兩千棵苗；一棵結花生十多個，沒有一兩總也有五錢，這樣看一畝花生收上一百多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