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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8年前，我完成了《拯救亞當？斯密》一書。隨後，世界經濟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崩潰。現在看來，政府對經濟的極力干預，儼然是對亞當？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市場之自由主義理想的一大嘲弄。
那麼，亞當？斯密的觀點，對於當今的投資者，是否就不甚適合了呢？可我認為，現在，他的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適用，同時斯密的觀點總是能為學者和市場人士提供大量的寶貴見解。而且，我可以確信，對於當今的這些經濟報道，斯密是絲毫不會覺得奇怪的。在1720年英國遭遇“南海公司泡沫”時，斯密就早已對金融投機及其所引發的恐慌和蕭條的諸多影響頗有洞察。同時，華爾街五花八門的醜聞和紛繁蕪雜的錯誤，也恰恰體現而非否定了斯密的理論。
亞當？斯密於1723年出生於蘇格蘭，併成為了他的時代最有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之一。他於1759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提供了一種關於思維工作方式以及個體與社會之是非觀念的創新性理論。後來，他側重於經濟理論研究，並在1776年的《國富論》一書中闡釋了殖*義和貿易壁壘的惡劣影響，正是這本書對美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
其實，亞當？斯密並非自由放任政策的教條式倡導者。他對於自由市場的確具有一定的哲學傾向，但他畢竟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喜歡透過經驗發現那些真正能夠行得通的東西。因此，在《國富論》一書中，他主張政府對金融市場加以調控，以防止投機者浪費那些本可以妥善使用的國家資本。斯密的理論目標是致力於長期發展，並願意犧牲短期的效率，以達成長期效益。
斯密永遠也不會接受所謂的“理性預期”市場理論，那種理論總是假定市場能夠在對資訊的完美理性分析基礎上實現有效運作。按照這種觀點，由於所有的資產價格反映了其基本價值，因而投機繁榮是不可能出現的。與此相反，斯密假定我們的所謂理性頭腦是相當薄弱的，往往易受欺騙，並且經常基於情緒和情感做出各種各樣的決定。於是，斯密對一些經濟主體尤其是職業銀行家和投資者的一些似乎有些不合理的行為進行了闡釋，也因而被稱為是“行為經濟學之父”。
如今，很多政治學家、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經常使用斯密的理論模型。例如，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對大腦進行掃描的一個有趣發現是，許多選民選擇投誰的票，是源自內心瞬間閃現的一種同情感覺。隨後，當被問及緣何喜歡所投票的政治家時，選民才開始進行邏輯思考。可見，感覺先於邏輯，而且感覺是信仰和行動的基礎。
投資者是否也會以這種感情方式做出決定，如此推測恐怕有些為時過早。當然，許多企業家都擁有一定的情感驅動力（即直覺），並進而形成一種強大的激勵力量。許多商業嘗試的未來結果是難以運用理性分析和邏輯進行預料的，成功往往青睞那些能夠遵循本能感覺的人。另一方面，大多數依靠直覺的賭徒容易失利！然後，無論如何，亞當？斯密認為，那種促使人們相信他們的行動將會使自己變得富裕（實際並非如此）的自我欺騙，正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這些正是《拯救亞當？斯密》一書所探討的許多矛盾之一。
在斯密看來，人類有一種創造秩序的本能。土地主人種植作物，店主安排自己的貨品，企業家分配資本，這一切都在嘗試去確定世界的秩序。秩序與生存的本能以及對同情的渴望，都構成了斯密的那句名言——“看不見的手”的基礎。這句話常常被人們誤解，有時會被冠以“貪婪是好的”這樣的觀念。這種觀點並不代表斯密的完整思想，斯密的思想是更復雜而綜合的。雖然自身利益是一種強大的動力，但我們生活在社會團體之中並對他人具有很強的親社會本能和嫉妒與怨恨的本能（這一切構成了本能正義的基礎）。
然而，如上所述，許多投資者和企業家從一開始就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的，那就是擁有更多可以令他們更開心或更滿足的東西。在斯密的“窮人的兒子”故事（在本書中進行了探討）中，一個年輕人窮其一生之辛苦來積累財富，卻最終發現自己的生命止於最終的物質享樂。亞當？斯密這位現代經濟學之父，對人生的一些重要事情進行了思考，“公路旁邊曬太陽的乞丐，卻擁有國王們為之奮鬥不已的安全感”。
如此說來，斯密的道德和經濟學理論，基本上都是主張公平、平等的。如果斯密的進步夢想能夠實現，那麼除了競爭之外，政府和企業也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