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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多的時候，人們是用尊敬和感激的語氣談論他，彷彿他們談論的不是一個從未謀面的作家，而是一個過從甚密、交往已久的朋友。有一次，在火車上，我的一位朋友說起路遙的題為《姐姐》的短篇小說，很是激動，以至於情不自禁，潸然淚下。有必要說明的是，我的朋友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文學博士，是一位好學深思且學有所成的學者。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人們念念不忘、心懷感激的，不是那些幾乎一年炮製一部長篇小說的活著的“著名作家”，不是那些屢屢獲得國際“大獎”的所謂“大師”，而是一個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整整十五個年頭的小說家？
在路遙逝世十週年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的文章，試圖較為深入地回答這個令我好奇的問題。
在我看來，路遙之所以受到讀者的喜愛，是因為他正確地解決了“為誰寫”、“為何寫”、“寫什麼”、“如何寫”這樣一些重要的問題。這使他的寫作成為能與讀者的精神發生關聯的積極的寫作，賦予他的作品以強烈的感染力，使之能持久而深刻地打動讀者。
現在，我發現，路遙的作品受到讀者熱愛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寫作本質上是給予性的，而不是佔有性的。
我發現，寫作有兩種尖銳對立的模式：一種是佔有性寫作，一種是給予性寫作。佔有性的寫作表達的是一種陰暗的情緒和利己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敘事世界，作者是一個暴虐的父親，人物和讀者都得不到他的尊重和善待。相反，給予性寫作卻有著母性的慈愛氣質，在這裡，利他的犧牲精神，博愛的人道情懷，以及對自由、正義、平等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構成了像大地一樣穩定的精神基礎，給讀者帶來的是一種寧靜的幸福感和豐饒的收穫感。佔有性的寫作是市場性質和交換性質的寫作，具有迅速、輕盈和批次化生產的特點，汲汲乎以求的是印數、版稅和碼洋，相反，給予性寫作則具有緩慢、沉重和少量化產出的特點，其目的在於發現並揭示人類生活的真相、理想生活的圖景、自由的價值和幸福的真諦。佔有性的寫作是以作者的“自我”為中心展開的，它經常僅僅作為與作者這個“個體”相關的事情被談論，與之不同，給予性寫作是以“人類”為中心，它經常作為與人類這個“整體”相關的精神現象被談論。
海涅將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歌德當做最偉大的作家，因為，他們的寫作裡有著共同的東西：“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和歌德這三個名字總是並舉齊稱的，隱然有什麼繩子把他們串在一起。他們的創作裡流露出一種類似的精神：執行著永久不滅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發揚了不自矜炫的謙德，彷彿是大自然。”是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仁慈”，這些就是給予性寫作的特點。而路遙的寫作就屬於這種充滿熱情和愛意的給予性寫作。
事實上，一切真正的寫作都是給予性的，都致力於塑造具有“給予性”精神的“美好的人物”。屠格涅夫在1860年的一次演講中高度評價堂吉訶德：“為自己而生，只關心自己——堂吉訶德認為是可恥的。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他活著是為了別人，為了自己的兄弟，為了除惡務盡，為了對抗那些敵視人類的力量——巫師們、巨人們，即壓迫者們。他這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他從來不考慮自己，他充滿一種自我犧牲精神——請諸位認清這詞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堅信不移，而且義無反顧。因此他才無所畏懼，堅忍不拔，才能滿足於最粗劣的飯菜和最寒酸的衣服：因為他無暇顧及這些小事。他心地善良，但精神偉大，為人勇敢；他那感人的虔誠並沒有束縛他的自由；他毫無虛榮心，但他並不懷疑自己，懷疑自己的使命，甚至對自己的體力也毫不懷疑。他經常追求同一目標，這使他的思想有點單調，頭腦有點片面；他知道的東西很少，再說他也不需要知道很多東西：他只知道他的事業是什麼，他活在世上為了什麼，而這正是最主要的知識。”路遙筆下的許多人物，就屬於堂吉訶德的同志和盟友，同樣屬於富有犧牲精神的利他主義者，例如《人生》中的德順爺爺和劉巧珍，《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的盧若琴，《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和田曉霞，都是這樣的人。
李建軍：人們為什麼懷念路遙（代序）（2）
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莎士比亞借朱麗葉之口說：“我的慷慨像海一樣浩淼，我的愛情也像海一樣深沉；我給你的越多，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為這兩者都是沒有窮盡的。”文學也是這樣：一部作品越是表現給予性的慷慨而仁慈的思想和情感，就越是能得到讀者的喜愛；一個作家越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