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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主導者。由於這家公司是由電信局和臺灣電力公司合股成立，新公司專門承接這兩家母公司的工程案。換言之，不論是臺電或者是電信局，有任何工程案件，都要由這家名為“華電公司”的子公司承攬。1970年臺灣經濟正處起飛階段，臺灣電力公司和電信局，是兩家獨佔型的國營或公營事業，沒有任何競爭者，光是兩家公司自身的工程案件，一年下來恐怕也有好幾億新臺幣的營業額。蔣家子弟大張旗鼓成立這麼一家公司，如果要政府官員不作聲，恐怕已經很難，如果還要外人悶不吭聲，杜悠悠之口，更是不可能。
但是，公司運作成立的過程中，孝武似乎未能預先警覺到此事的敏感性，仍一意孤行，恣意為之，大量吸納公司幹部，而且還找了不少士林官邸的隨從人員“共襄盛舉”，拖了很多人下水。例如，我就認識一位空軍武官某君（按：他的連襟後來還當上了高階將領和政府高官呢！），已經接到空軍總部人事派令，奉派去美國擔任駐美武官，前途似錦。某日孝武找他去談話，力勸他不要去美國了，軍中實在沒什麼搞頭，又沒錢，又沒權，升官也要靠官運，不如退下來和我們一起搞公司，讓你當公司的經理，準保你荷包賺飽，吃香喝辣。
某武官一聽，成立一家公司獨門承接臺電和電信局的工程，這可以吃好幾輩子都不止，當然比去當駐美武官處處受人節制來得有搞頭了。於是此君偏聽孝武一面之辭，毅然決然犧牲多年的軍中年資，申請退伍。沒想到，這位武官剛辦好退伍，上班還不滿一個月，孝武和孝勇兄弟就被蔣經國召去“行政院”痛責申斥。
蔣經國很明確地告誡孝武，蔣家子弟不準再碰公家的生意，不準撈一毛錢非分之財。再犯的話，定不饒恕。隔天，孝武當然只好被迫離開“華電公司”，和這家公司劃清界限。孝勇並非“華電案”主導者，他親眼見識到孝武醞釀“華電案”不夠低調，結果功敗垂成，此案例成為孝勇日後經營事業的前車之鑑。蔣經國似乎對孝勇別有偏愛，一廂情願認定孝勇是被孝武“拖下水”的，實際上孝勇本身主動涉入的程度確屬有限。蔣經國認為，孝武身為兄長，明知蔣家家規要清白自持，卻猶假借特權，牟一己之私利，即使孝武是“初犯”，也在心中打下大問號。
孝武策劃運作“華電公司”的計劃戛然喊停，父親對孝武減損了信任，對孝勇，因為他不知不罪，蔣經國並沒有把賬記在孝勇頭上。但是，我那位武官朋友呢？空歡喜一場不說，連差事都丟了，武官崗位也回不去了。而“華電公司”既然不歸孝武管了，當然武官朋友的“經理”寶座也化為泡影。這一點，孝武還算很講義氣，他馬上透過關係把武官某君安排到中華航空公司服務，後來調往華航美國洛杉磯分公司擔任重要主管職。要不是孝武幫他安排工作，作了補救措施，否則他真要偷雞不著蝕把米。
高玉樹密告 蔣孝武特權破局（2）
處理事業問題，孝武不若孝勇低調內斂，面對個人婚姻問題，孝武更是乾綱獨斷，剛愎自用。他在婚姻問題上不計後果的情緒性處置，則嚴重地影響到蔣經國對他的觀感，加之孝武不聽蔣經國勸解，倔強頑固，更坐實了他“忤逆”的形象。
蔡惠媚和汪長詩的玫瑰戰爭
話說汪長詩未滿18歲就嫁給孝武，婚後不久，他們夫妻倆即收拾行囊回到臺灣。婚後5年間，汪長詩先後為孝武育有友蘭、友松一對兒女。為蔣家添丁，孝武亦開始衝刺事業，汪長詩專心育子，夫妻倆生活漸趨穩定，父祖輩都對孝武和汪長詩寄予厚望。在臺灣，她努力扮演傳統婦女相夫教子的角色，但是，相對於過去在歐洲生活的那段歲月而言，汪長詩在臺灣的生活確實苦悶單調。成長於西方社會的她，崇尚自由，不免懷念起過去無憂無慮的日子。當時，她的父親汪德官已自外交部駐外單位退休，改行經商，和女兒也很難得有機會經常團聚。
在臺灣舉目無親，且又過不慣蔣家庭院深深，那麼多規矩限制的生活，況且丈夫整天在外面，回來聚面的機會屈指可數。汪長詩心理上不免滋生了諸多不滿，因而對孝武平日的逢場作戲，處處留情，不知不覺多了幾分心眼。而爭端的起因，起初或許是出自女人第六感的過度反應，難免有時把井繩當成蛇，自尋煩惱。到了後來，汪長詩發現她的某些敏感居然是不爭的事實時，不免妒火中燒。
話說1975年間，女兒友蘭5歲，兒子友松3歲多，孝武有意為姐弟倆請一位英文程度比較強的家庭老師，到家裡教兩個學齡前的孩子學英文，孝武將此事交給太太登報求才。幾經甄選，汪長詩中意一位正就讀於臺北美國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