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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孝武抓情報機關抓得很緊，所以，我個人的看法，不論蔣經國扮演何角色，孝武在江南案當中的關係並不單純。
日後每當提起江南案，我都會為汪希苓感到惋惜。如果汪希苓擔任“駐美代表處安全域性”顧問時，表現不要那麼積極，中共方面不要對美國施壓，逼迫美國要臺灣方面撤換汪希苓，他應可繼續在美服務。“情報局”局長李筱堯中將，出身陸軍；當時的國安局局長是汪敬熙上將，這兩人和士林官邸都毫無淵源，孝武和他們的熟悉度及信賴度都不夠的情況下，哪會有江南案的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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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就是指使殺江南的人（2）
20世紀80年代初期，蔣經國身體情況已常亮紅燈，但他依舊事必躬親。蔣孝武、蔣孝勇兄弟，必須在體制之外替父親“分憂解勞”。情報工作，是孝武最感興趣，也是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20世紀80年代初期，著墨最深的一個環節。故而難免予人孝武想效法乃父，從情報組織著手接班，爭奪大位的主觀聯想。因之，若干“黨外”雜誌也一窩蜂競相報道孝武是蔣經國接班人的訊息，沸沸揚揚，爭相評述。
江南命案被美國情報機構偵破，並被媒體披露後，蔣經國極為震怒。有人向我透露，蔣經國生氣的原因，是根據內部機密情報研判，他懷疑那幾個參與“制裁”劉宜良的情報局官員當中，至少有一個人已被美國人收買。蔣經國當時啟疑的原因是，只要我方提出一些有關江南事件的說明時，不多時，美國方面就會提出新事證，來反擊臺灣方面的說明，硬是要逼臺灣方面承認這個案子，就是由政府情報局派人執行的。
美國放出的一些訊息暗示孝武是幕後策動者，並且因而把蔣經國牽扯到整個案子當中，這點讓蔣經國震怒異常。但是，蔣經國走出辦公室後，單單從外表似乎一點都看不出他內心的憤怒。蔣經國即使遇到像江南事件這麼重大的案件，也不會表現出任何不尋常的跡象。
江南命案後，孝武被“流放”新加坡，不管他是受池魚之殃，或是果真罪有應得，江南命案的爆發，終於使得孝武的“接班，夢碎。不僅美國當局不認同蔣經國繼續在臺灣搞家族統治，臺灣內部的民主聲浪也沛然莫之能御，不允許蔣經國再搞蔣介石那套“傳子不傳賢”的老戲碼。
從外人眼中觀察，孝武外放新加坡似是“流放”，但蔣經國何嘗不是想借著外派，保護孝武，維護他的政權。根據中國道家思想，否極終有泰來之日。孝武奉派去新加坡當副代表，位階等同副大使，外交工作對孝武而言，是全新的領域，也是他人生歷練裡，繼往開來的契機，孝武未必因此懷憂喪志。
江南事件解決之後，好不容易才讓臺灣與美國關係恢復正常。據瞭解，江南事件爆發後，美國方面曾經多次要求蔣經國引渡汪希苓，國民黨政府方面堅持不退讓，汪希苓才沒有被引渡到美國。假使汪希苓被引渡到美國，他恐怕會吐露出更多驚人內幕，對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更將造成沉重的打擊。
“國民黨政府”為了平撫美國方面的強烈不滿，被迫以“支援尼加拉瓜###游擊隊”為名義，贈送了一筆為數達三百萬美金的“捐款”。這筆錢直接交給了美國里根政府，再由美方輾轉交給尼遊。這三百萬美金獻金，算是江南案後臺灣對美國的“割地賠款”。以當時的幣值計算，三百萬美金相當於新臺幣一億二千萬元。損失這筆錢不至於動搖臺灣的根基，但是，臺灣的損失並不是金錢能夠衡量的。對臺灣而言，損失的是臺灣的尊嚴，江南案給臺灣帶來巨大的屈辱！對蔣經國來說，江南案的後遺症，是迫使蔣經國必須提早結束威權統治，徹底打消傳子不傳賢的意圖。
更直接地說，從1949年以迄1984年，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臺灣辛苦耕耘了35年，目的不外乎為了延續臺灣的政權法統，為了和中共爭奪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地位。但是，因為江南命案，卻讓蔣氏父子三十多年的奮鬥，幾乎全部付之東流。殺劉宜良惹來國本動搖之禍，蔣經國的“衝冠一怒”到底值不值得？蔣經國心裡有數。
郝柏村後來曾引述蔣經國親口說法：“中美斷交其屈在彼，江南案我理不直。”這巨大的損失，是蔣經國做出錯誤判斷的必然代價，蔣經國不能怨恨任何人！
依筆者的看法，狙殺愛國作家江南，是晚年蔣經國犯下的最大政治錯誤，是國民黨政府走向民主開放過程中，極大的“失分”。晚年蔣經國更大的“失分”，是他錯估形勢，繼續堅持他僵化的大陸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