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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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

（二）剝削榨取留有餘地，則民樂而從之。

《聖學心法》引《禮記》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說的是田獵猶須留有餘地，切不可竭澤而漁。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製取天下的妙術：〃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　何為不忍？何為仁政？《荀子》有更具體的解釋：〃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　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對於過分的剝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有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死。〃給百姓留有餘地的唯一目的是整個社會秩序：〃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不為盜。〃

（三）歷代君主自命為天下的主宰，總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負有安養百姓的責任。這可以說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點傳統。在原始的無階級社會中，有賢能者被推為首領。他們擔負著部落的生產、生活的管理責任。由於他們的勞績，氏族部落的生產、生活得以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被後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這類人物。後世君主以聖人自命，動輒稱〃法先王〃，實是以最優秀的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者相標榜。

饑民之所飢，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組織管理國家和百姓的生產活動。如果沒有有效的生產活動，不僅民之飢、民之寒無法解決，一個國家也難以維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國家生產、社會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組織者。他們不僅有權取財於民，也有義務使百姓衣食飽暖，維持社會再生產，從而使整個國家得以運轉。

朱棣曾說：

經國家者，以財用為本，然生財必有其道。財有餘則用不乏。所謂生財有道者，非必取之於民也。愛養生息，使民之力有餘，品節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財用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說的是取財有道，不能過分掊克，以致傷民之心。然而財自何來，只有一途，那便是發展生產。因而，歷代統治者無不把農業水利工商置於要務，不如此，則無以立國。

永樂二十二年間，明朝政府為國計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發展軍屯、治理水患、蠲免賦稅、賑擠災民等等，都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

（3）制禮作樂　明刑弼教

禮、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發揮禮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於制禮作樂。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夫禮者治國之紀也；樂者，人情之統也。是故，先王制禮所以序上下也，作樂所以和民俗也。非禮則無以立也，非樂則無以節也。教民以敬，莫善於禮，教民以和莫善於樂。

禮戴著公正的面貌，維護著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罰，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確是個極妙的方法。樂，其實有著兩重作用。其一，樂包含著禮的成分。不同的階級、階層，所用之樂是不同的。不同的階級、階層，應該安於禮制的規定，享用本等級的音樂。其二，樂的精神是和諧，它與紛爭、紊亂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歸於安寧溫良。

然而，禮樂的約束力畢竟是有限的，因而僅憑禮樂是不夠的。如果人臣不安於禮樂制度的約束，他們可能隨時衝破行為規範，打亂現存秩序。為使人臣安於現行制度之內，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聖學心法》序中說：

道德仁義，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為郛廓，以仁義為幹櫓，納民於道德，不動聲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這裡所說的道德仁義，已經不完全是一種道德觀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應該理解為自上而下地自覺地維護現存秩序，安於現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會〃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為人君者則會安然穩坐其位。

在《聖學心法》中，還有所謂別內外、正名分，也應與禮教、德化作同等觀。關於正名分，朱棣說：

聖王之於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賤陵貴，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禮義立。孔子論為政，必先於正名，春秋紀王法，必嚴於謹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則君臣正，父子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