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定要記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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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界引起很大反響。1930年，與魯迅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參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聯盟。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組織，親赴臺兒莊及東戰場前線採訪，熱情參加愛國運動。

1938年12月28日，郁達夫流亡來到新加坡，他是因朋友之邀請遠涉重洋擔任華文報《星洲日報》的編輯。在報社他開始擔任的工作是編輯文藝副刊《晨星》和《繁星》。透過編務活動，他積極宣傳抗戰救亡。從1938年到1942年，郁達夫在新加坡的三年多時間，以一個愛國文化人的身份，在各大報上發表了100多篇激勵抗日和堅定必勝信念的政論文章，對新加坡乃至整個南洋的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客居南洋的遊子念念不忘祖國的抗日救亡事業，郁達夫在新加坡發動義演、義賣、獻金、獻物，並將所得錢物寄回國內，聲援國內的抗日救亡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郁達夫不顧自身的安危，奮起領導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運動，就任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理事、團長，及“戰時青年幹部訓練班”大隊長，親自為學員主講日本問題。1941年底，陳嘉庚組織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委員會，郁達夫被選為執行委員，兼任該會文藝股主任。1942年初，又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職務。郁達夫作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一直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線，是衝鋒陷陣的文化勇士。

1942年2月，就在新加坡淪陷前的10來天，郁達夫等一批抗日文化戰士，不得不撤離抗日救亡運動第一線，乘一隻破舊的小電船，在茫茫無際的南洋流亡。在南洋的幾個小島輾轉了兩個月後，郁達夫於4月底登上蘇門答臘島西部海岸的帕乾巴魯，搭乘開往巴爺公務的長途汽車，暫時隱蔽下來。

郁達夫到巴爺公務的時候，按原來計劃是打算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能借一棟房子，自己經營一個小店鋪，隱姓埋名地生活下來，‘但一場奇遇使初到此地的郁達夫不久得不到華僑的幫助，還被當作日本間諜被當地人遠遠地躲避著。以致處處碰壁，到了舉步維艱，甚至連住宿都無法解決的地步，工作就更無從談起。

原來是這樣的，在由帕乾巴魯搭乘開往巴爺公務的長途汽車上，坐的都是印尼人，只有他一個是中國人。郁達夫因為逃難時在身上帶了一筆數目不小的現金，為了躲避劫匪，他特意化裝，穿了一套土布制服，扮成一個工人模樣。當時車上人看他這樣子，都沒有把他放在眼裡。誰知道，郁達夫乘坐的汽車在途中遭到日本軍官的攔阻，日本軍官打手勢命令班車停下來，車裡的印尼人都不懂得日語，以為日本人要徵用他們的車子，感到非常害怕，司機和乘客下了班車，有的竟偷偷各自跑了。郁達夫聽懂這個日本人是想打聽去帕乾巴魯的路線，並沒有別的意思。便用日語告訴了那位日本軍官，當時日軍佔領這裡不久，懂得日語的人很少，由於早年在日本留學的語言底子，郁達夫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這使日本軍官十分高興，他立正向郁達夫行了個軍禮，道謝而去。

車裡的印尼人馬上對郁達夫另眼相看，大吃一驚，以為這個身穿藍布工裝、一副苦力模樣的人不僅會說日語，而且日本軍官還對他敬禮。他肯定是個日本間渫。於是，不到一個小時，日本間諜來到巴爺公務的訊息，一下子就傳遍了整個地區，人們都對這個不速之客敬而遠之，以致郁達夫連住宿都發生困難。因而，郁達夫好不容易套到巴爺公務，卻因為這次奇遇，使他處境很艱難。他一上街，奇Qisuu。сom書中國人就都遠遠地躲開，他主動去拜訪當地的華僑中有地位的人和同鄉，人家也都客客氣氣的。開始郁達夫弄不清楚人們為什麼對他這麼冷淡，他根本沒有想到當地人已經把他當作日本間諜，而他則埋怨巴爺公務的華僑缺乏同情心，不想幫助他這個流落到此的同胞。

這一誤解直到其他華僑陸陸續續到來，向當地華僑解釋才得以消除。人們才把他這個化名趙廉的中國人當作朋友，而且知道他是個很有學問的作家，當地人很少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第四部分：彭雪楓：抗戰中犧牲的新四軍最高將領身在日營心在漢

有一天，郁達夫去拜訪當地的僑長蔡承達，託他幫找一處房子。一進門，看見僑長正與一個日本憲兵在交涉什麼事情，雙方因語言不同，十分著急。正好郁達夫來了，就請他幫忙，給做一下臨時翻譯。這個憲兵來自日軍駐距離巴爺公務30公里處的武吉丁宜憲兵隊，回營後把在僑長家遇到郁達夫的事向憲兵隊長作了報告。這時日軍剛進駐蘇門答臘，十分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