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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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干的人，都自認為是‘專家’、‘學者’，也都長篇大論地參與了與房地產業發展有關的各種討論。”他要證明的是，他是專家，我不是，所以我應該閉嘴。或者說：“見過馬跑的人，並不知道騎馬的滋味，也不等於會騎馬。看別人騎馬跑得很快，你卻可能騎上馬還沒跑就掉下來摔個半死。別以為看過騎馬就懂騎馬了，僅僅看過騎馬的人如果也都有資格去評論馬術那才是真正的笑話呢。”順著這樣的邏輯一推就明白：在房地產上，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有說話權。一般消費者最多見過馬跑，甚至有連馬跑都沒有見過的，根本沒有資格說話。

任先生大概忘了，僅看過馬跑的人並非不能評論馬術。賽馬也好，馬術也好，騎師再專業，他們也要表演給看馬跑的人看。看馬跑的人是騎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見過哪個騎師會像任先生這樣對觀眾怒斥：“起什麼哄，喝什麼彩，你們這些沒有騎過馬的蠢貨！還不給我閉嘴。我到時候告訴你們誰贏就行了。”

買房的老百姓沒有專業知識就去經營房地產，就像僅看過馬跑的人貿然騎馬一樣，多半會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錢買房，就有權知道錢花在哪裡。這就像花錢進了跑馬場的人，有權親眼看看比賽究竟是怎麼分出勝負並且在看臺上品頭論足一樣。否則人家憑什麼買票？房地產商有經營的專長，但不能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壟斷關於房地產的公共辯論。所以，我寫文章並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專家、學者。相反，我坦誠交代我是個沒有買過房、也不懂房地產的“白丁”。但是，我有問題要問，有觀點要表達。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權利。不管你是什麼專家，也別想擋住我。

這種壟斷公共辯論的心態和圖謀，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駁文章，題為《薛湧的無恥、無知與放肆》，竟從我對北大的批評講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湧竟是早年北大的畢業生。雖然薛湧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見，但他畢竟曾受業於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學子。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傳遞，抑或採用相對平和的語氣公開表達。”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無論幹什麼都不應該公開批評，有話內部說，別讓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氣地說話。可是，為什麼他自己可以今天說人家是“國恥”，明天說人家是“無恥”呢？按他的邏輯，只要人家過去給了你好處，你就應該把公共利益拋到一邊，“透過其他途徑”而不是公共辯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這難道不是公開為既得利益張目嗎？

任志強和董藩，一個是生意人，一個是學者，但有著同一種心態：排斥老百姓參與公共辯論。我說他們欺行霸市，看來並沒有委屈他們。

中國到了“羊吃人”的時候了嗎？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最近國內經濟學家紛紛出來回擊《華爾街日報》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是以最窮的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質疑，稱該報“斷章取義”，並堅持“中國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受益”。

聽了這樣的評論我未免有些疑問。我訂了《華爾街日報》多少年。眾所周知，《華爾街日報》是右派的財經報紙，對華在政治上強硬，但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一直持相當積極的態度，並堅持弗裡德曼式的市場經濟理念，反對政府幹預經濟，削平貧富，主張對中國貿易開放，並在中海油併購美國石油公司、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乃至美國是否應該壓人民幣升值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上，基本都站在中國一面。怎麼會突然拿出一副*黨的口氣來教訓中國不管窮人呢？

後來看到《金融時報》的相關報道，才算明白是怎麼回事。事情起源於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從2001年到2003年，中國最貧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接近10％。報告講得很清楚，在這段時間內，最窮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經濟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顯增長。翻譯成我們經濟學家聽得懂或者最愛聽的話，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顯增長。人家已經有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濟學家何必用什麼“中國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發受益”來反駁呢？誰說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沒有的“經濟學家”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採訪時還進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國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歸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種程度上有‘斷章取義’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銀行的報告，人家只是把資料擺出來，說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窮的10％收入降低了，並沒有“把造成中國的低收入人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