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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案”可以說嚴重挫傷了自進入70年代以來島內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氣，動搖了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和安定。經濟弊案醜聞和黨外持續不斷的衝擊，蔣經國終於感到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要對政局不穩負責，認識到如果不對極右勢力下狠藥嚴加約束，並加速“民主化”程序，將使自己推動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毀於一旦。
蔣經國再次啟動政治改革，除了黨內的腐敗和黑暗已到不改則黨將不黨的程度外，還有更加現實的考慮。首先，大陸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取得的成績，使中國大陸的國際威望大增，而國民黨政權依然是專制的代名詞，這不利於與中共打政治仗和說服民心，因此有必要進行政治革新，搶過“民主”大旗。其二，美國對東方專制政權的支援態度有所改變，專制政權如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和南朝鮮全斗煥政府一一倒臺，臺灣如果再不改變，黨外就是美國所要找的國民黨政權的替代品。其三是黨外勢力已經成勢，“外”有美國的公開支援，“內”有中產階級為基礎，“戰”有國民黨的種種失誤作為目標，“量”有30％左右的選民穩定支援，事實上已到了無法用武力壓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話，又能維持國民黨統治多少年？蔣經國不得不選擇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這條路。
蔣經國在臺執政，頗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透過接見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社長時的談話，第一次表達了自己對接班人的看法。他說“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事，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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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3）
在1985年12月25日“行憲紀念大會、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二十次全體會議、第一屆國民大會年度會議”聯合典禮上，蔣經國主持會議並致詞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和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那就是，由貴會代表先生們代表全國國民來選舉產生之。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
蔣經國的話一出，震動臺灣政界，引起西方的關注。人們注意到，這是蔣氏首次在官方場合公開表態，斷言在自己身後結束蔣家王朝，放棄蔣家獨裁，排除軍人干政的可能性。並且對死抱不放的國民黨一黨專制，也提出修補計劃，表示要沿著“憲政道路”走下去。作為與之講話相配合的是，他於次年2月把蔣孝武外放新加坡。
1986年3月，蔣經國主持召開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要以今年為黨務革新的出發點”。此次會議成為國民黨實施全面革新、進行政治轉型的轉折點。臺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並稱之為“兩寅變法”。
為推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對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一是改選中常委，已病兩年的孫運璇正式退出中常會；新選進中常委的全是開明派，由李煥帶頭，另外三人是中生代代表人物“內政部長”吳伯雄、“法務部長”施啟揚、“國家科技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履安。這樣，在中常委內保守派和###派削弱不大的情況下，開明派的力量得到提升，中常會內部對革新的阻力大減，透過各項改革方案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二是成立了由“總統府資政”謝東閔、谷正綱、黃少谷，“副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俞國華、“立法院長”倪文亞、“司法院長”林洋港、“總統府國策顧問”袁守謙、“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內政部長”吳伯雄、“臺灣省主席”邱創煥等12名中常委組成的“革新小組”，兩人一組，分別討論以下六個問題：“中央民意代表和機構”問題；地方自治問題，即是否開放“省市長”選舉問題；“國家安全”法令問題，即解除“戒嚴”問題；民間社會組織制度問題，即組黨問題；強化社會治安問題；加強黨務工作問題。
以上六大問題，可以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