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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學成回國前不久，中國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並隨即開始了與世行的合作關係。財政部為此專門成立了世界銀行處，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業務開展。我到處裡報到的時候，已經有5、6位同仁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了。主持工作的處長叫費立志，是一個快60歲的老同志，他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不但能講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語，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在處裡，我是名副其實的小字輩，其他人都比我大兩輪以上。剛開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著訂酒店房間，搞接待和安排日程。因為幾乎每個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員到中國訪問。那時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飯店和建國飯店可以接待外賓，訂飯店要排隊，計程車也不多，那時還沒有傳真，與世行聯絡主要靠電報 （telex），記得我接待的第一個世行官員，是負責世行中國處的處長，後來他成為世行負責業務的高階副行長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萬·山德斯壯姆先生（Sven·Sandstrom）。
幸運少年：保送·留學·財政部（3）
很快，我就開始接觸具體的業務。財政部作為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絡的視窗部門，負責中國各部門與世行的合作，從政策制訂、專案選擇、直到專案落實和督導的全過程。我參與的第一個專案，也是世行在中國的第一個農業專案――“華北平原鹽鹼地改造”，世行貸款2億美元，在當年這是相當大的國際資本投資專案；1983年之前，每年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不超過20家，投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專案都很罕見。在專案的研討和落實過程中，經常有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領導親自接見世行的官員，在外交場合我還兼做翻譯，在處理具體業務工作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目睹了多個專案規劃、並參與了若干專案的論證、評估、談判和決策的過程。這段經歷對以後在世行工作頗有益處。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我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會，於每年秋季舉辦的年會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會之一，各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和最大的商業銀行行長全部與會，每次會議人數均超過萬人。我記得1981年的年會在美國舉辦，會議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墨西哥債務危機，這個拉美國家在過去十年裡大量舉債，終於到了信用崩潰的邊緣，所欠的810億美元的外債根本無力償還。而就在會議召開的10月6日那天，電視上突然播出一條重要新聞，強勢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東立即出現了風聲鶴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麼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這次年會上，我第一次那麼強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氣息迎面撲來。只是那時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還是一張新鮮的面孔，年會上也沒有太多話題與之有關，但是改變在逐漸中，中國漸漸開始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間，我參加了24屆世行年會――有幸成為這種轉變的見證人，當然前後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這種幸運，也成為了世行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記錄。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華盛頓世行總部，出任中國執行董事的技術助理。後來有人告訴我，給我這個機會的是葛復村司長，他對我評價是，“年輕，內秀，好苗子”。
華盛頓，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號，一棟13層高、外表並不起眼的灰淺色樓，門口一個玻璃罩著的平臺，擁擠地插滿了130多個國家花花綠綠的國旗。
華盛頓的秋天並不太寒冷，冬青樹的葉子還沒有落盡，天藍得幾乎看不到一朵雲。我眯著眼睛站在街口打量著眼前這幢辦公樓和進進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後，我仍然記得那時忐忑的心情，這是我第一次到一個國際組織中工作，儘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個成員國執董的助理。我隱隱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難解的因緣，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際遇似乎都是為了更近地靠攏它。
我在技術助理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將近四年半，先後歷經了三任執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協助執董研究世界銀行的政策，給國內決策層提出參考意見，發現併發掘世行的可用價值，為中國改革開放服務，我的另一個任務，就是為執董起草發言稿。這是一份彈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執董的後面，有什麼幹什麼，也可以自己琢磨著去幹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運之神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我當然願意抓住這個機會多學一點，多做一點。那時侯，中國剛加入國際社會不久，對國際遊戲規則和新的經濟動態不太瞭解，世界銀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貸款政策出臺，如果對各種問題研究得深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