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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湘軍主力有十多萬，均聽曾中堂一人調派，因而裁撤一事更顯得急迫，而由此也更證明曾中堂示大公於天下的赤誠之心，將永遠受到後世的景仰，為亂臣賊子所懼。幕僚們的稱頌，使曾國藩欣慰，也使他的信心更加堅定了。不過，幕僚們也都談到無銀子付清欠餉，將是裁軍所面臨的第一大難題。
裁撤湘軍遇到的最大難題，是長期欠餉不能妥為解決。在裁軍前後的曾氏家書中，他與家人時常談到此事。同治四年閏五月十四日，他在給兩個兒子的信中說：”又聞劉松山一軍在龍潭鬧餉，不肯渡江，不知近狀何如，深為繫念。”同年閏五月十九日，在給長子的信中說：”身體平安，惟廑念湘勇鬧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即湘鄉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法，尚無善策。”同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給澄、沅二弟的信中說：”徽、休、青陽三軍鬧餉，情同叛逆，不知近日安戢否，實深憂系。”湘軍自咸豐三年組建以來，十餘年間，戶部幾乎沒有直接撥過餉銀，除個別省份協濟小部分外，其餘都由湖南一省承擔。湖南素來商賈不發達，充全省歲入不及蘇松間一大縣，如何能負擔十多萬龐大的軍隊，應付十多年曠日持久的戰爭？於是湘軍的軍餉便常常不能及時如數發放，拖欠三五個月，支發三五成是常事。為了安定軍心，鼓舞士氣，惡劣的統領則公開煽動部下去掠奪百姓的錢物，去洗劫打下來的倉廩庫房。稍有頭腦的統領雖不煽動，但對部下的這些暴行也不加制止。這也是湘軍日趨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使是吉字營，雖說從上到下，都得到了多少不等的不義之財，但名義上他們的欠餉也達四個月之久，總數近一百萬兩。至於其它軍營，也有四五個月的，也有六七個月的，都比吉字營嚴重。幕僚們都問：這個難題如何解決？曾國藩請他們獻計獻策，幫助解決這個難題。同時又表示，不管這個難題能否解決，裁軍都要堅定不移地進行。
他分別給吉字大營、老湘營、果字營、霆軍、正字營以及長江水師、寧國水師、太湖水師、淮揚水師統領們下達裁軍的命令，限他們在十五天內到江寧城稟報本營裁撤步驟。又給李鴻章、左宗棠發出諮文，通報這個重要情況。
幾天後，城內城外的吉字營五萬陸軍和從大勝關到草鞋峽的長江水面上的二萬水師，無論將官和勇丁，幾乎人人都在談論裁軍的事。從心情上來說，有不少人願意早日脫下戎裝，回籍與家人團聚。這些人中，有的是年歲大了，厭倦軍旅生涯；有的是打金陵時發了大財，急於回家去做財東地主；也有的從軍十多年，經事多了，閱歷廣了，對連年無休無止的戰爭的思考也逐漸深化起來，尤其是金龍殿前那場亙古未聞的自焚悲劇，更強烈地刺激了他們：都是骨肉同胞，為何要這樣你死我活地互相殘殺？他們不可能得出什麼明確的答案、合理的解釋，只有離開了事，如此，心靈方可平衡一些。
但也有相當多的人不想離開湘軍回原籍。多年的軍營生活養成了他們飄泊、冒險、嫖賭、鬥毆、吃現成飯、用大把錢的習氣，他們不屑於再做單調、貧寒、勤儉、規矩的鄉下佬。這批人多為沒有搶到大量錢財的普通勇丁。至於將官，則幾乎無人贊同撤軍。將官的威風，來源於他手下成百上千的勇丁。一旦撤離了軍營，回到老家，昔日的威風便大半丟掉了，就連一個小小的什長，在軍營裡也管十個俯首帖耳的弟兄，回家後，哪來的這些人聽他的支派？因為這些原因，撤軍的命令下達十來天了，江寧城內外數百個營哨，沒有一點執行命令的跡象。社會秩序反而更壞了。搶劫、群鬥、殺人、放火、強姦、濫賭等惡性事件到處發生，全都是吉字營勇丁作的案。各級軍官不但不管束，反而參與其事。
吉字營統帥曾國荃原本就不贊成大哥這種自剪羽翼的做法。這個從小就在荷葉塘出了名的犟九爺，一貫認為天地間是強者的世界，而亂世中的強者，就是握刀把子的人，有了刀把子就有了一切。當年，他就是憑著這個信念積極募勇建營，奔赴與太平軍作戰的前線，而且也用這個信念去教育他手下那批營官哨官。這些年來他已嚐到了手握刀把子的甜頭，豈願輕易丟棄？況且大哥的自剪羽翼，第一刀便是要剪掉吉字營。眼下長毛未淨，捻亂方熾，正可利用這個作為藉口，加強湘軍力量，擁兵自重，即使不想造反，也不能讓別人欺侮自己呀！
曾國荃這個觀點在吉字營中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正是代表了各營新貴們的想法。現在，儘管統帥已離開軍營回籍，部屬們仍奉行這種觀念。死的死，走的走，吉字大營留在江寧城裡受封職位最高的要算騎都尉朱洪章了。於是彭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