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餞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糧道、鹽道等官員都出席作陪，鮑起豹和清德卻拒絕參加。久遊宦海的曾國藩十分清楚駱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與駱秉章撕破臉，於是帶著眾頭目欣然出席。駱秉章心裡果然高興，二人並肩坐在一起暢談，如同一對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曾國藩深知藉助駱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處理好後，便立即給駱秉章寫了一封信，向他報告團丁安置的情況，歡迎他隨時來衡州視察。接著，曾國藩又給郭嵩燾、劉蓉各寫一信，邀請他們來衡州共舉大事。又寫了一封信給黔陽教諭、平江舉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國藩在嶽麓書院同窗。曾國藩欣賞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請他來衡州幫辦文書。又寫了一封給正在桂陽州原籍守制的陳士傑。道光二十八年，陳士傑以拔貢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時，閱卷大臣正是曾國藩。曾國藩見他的策論議論風發，言之有物，欣喜地録取了他。從那以後，陳士傑視曾國藩為恩師。
寫完這幾封信後，曾國藩感覺疲勞。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卻不能閤眼。一個更大的計劃，需要他儘快拿定主意。這就是今後如何訓練這批湘勇。他在心裡盤算著：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儀的事業，要如此，必須有一支強兵勁旅，這支人馬雖不能叫軍隊，而只能稱練勇，但實際上要比八旗、綠營強得多。一千號人，無論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擴勇，便會立即招致非議。目前有十個省辦起了團練，其它九省都沒有湖南這樣的大團，幫辦團練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團丁，都不過兩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千餘人了，還要擴大，朝廷會不會同意？這是一。第二，餉銀從何而來？自從洪楊事起，朝廷的經費便日感不支。這是曾國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撥錢，希望渺茫；要駱秉章、徐有壬撥款嗎？也不能指望。曾國藩躺在床上，被這兩大難題困擾著，思前想後，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荊七推門進來，對曾國藩說：”大人，剛才陸知府派人送來一封急信。”曾國藩坐起，從荊七手中接過信。原來，這信是新擢升為湖北按察使、正帶兵在江西前線與太平軍西征軍作戰的江忠源寄來的。江忠源信上說：長毛勢力強大，能征慣戰，打仗不怕死，又會收買人心，很難對付。請曾國藩在長沙多募幾千人馬，練成精兵，早日開赴江西，補充他的楚勇。看完這封信後，曾國藩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曾國藩興沖沖地給江忠源回信，告訴他已來到衡州練勇，請他向皇上奏明，委託湖南幫辦團練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訓練成軍，交他指揮。”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擴勇，餉銀的著落再想辦法。”曾國藩心想，”至於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揮，那還不是憑我一句話。我不給他，諒他也不好意思來硬要。”
不久，郭嵩燾、劉蓉、陳士傑都先後來到衡州，曾國藩很是高興，他認為自己給這幾個地位不高卻才能罕見的朋友到了一個可以施展平生抱負的舞臺。郭嵩燾告訴曾國藩，他在湘陰募集了一批軍餉，過幾個月便可湊齊二十萬。李元度也應邀來了。這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個頭瘦小的文人還帶來五百平江勇，一來便對曾國藩說，要棄文就武，當營官帶兵打仗。曾國藩很欣賞他的這份勇氣。趁著大批勇丁尚未到齊的空隙，曾國藩和羅澤南、王錱、郭嵩燾、劉蓉、陳士傑、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討練勇之事。大家參照戚繼光的束伍成法，結合目前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細的軍事條例。曾國藩又寫信給駱秉章，向撫標中軍借調塔齊布、楊載福、周鳳山三人。駱秉章同意了。不久，三人也一同來到衡州。曾國藩見文武人才濟濟，氣象興旺，心中甚為興奮。這時，朝廷同意擴勇的批文也已下達。一個月後，李續賓、曾國葆、金松齡從湘鄉募來二千五百勇丁，鄒壽璋、儲枚躬、江忠濟從靖州、辰州、新寧、寶慶等地募來一千勇丁，連同過去的一千人和李元度的五百平江勇，合共五千餘人。曾國藩將這五千餘人分為十營，委任塔齊布、羅澤南、王錱等人為營官。為使官勇們能一心一意地操練，曾國藩決定發厚餉。
在朝廷未撥下餉銀之前，曾國藩與衡州知府陸傳應商議，先把修城牆的十萬銀子挪過來用。銀子兌了現，官勇們操練都有勁。曾國藩制定了嚴格的營規：每天五更三點放炮，聞炮即起，夜晚每營派十人巡邏；黎明演早操，營官、哨官必須親自到場；午刻點名一次；日斜時演晚操，二更前點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國藩本人親到演武坪監督操練，並訓話。從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塵土飛揚，喊殺聲不絕，衡州城裡的百姓都奇怪，這是哪來的一支人馬，操練如此認真、勤勉？年長的記得，這塊荒蕪的演武坪，已經幾十年沒有吃糧的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