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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卻說劉守光僭稱帝號，遂欲併吞鄰鎮。參軍馮道，系景城人，面諫守光，勸阻行軍。守光不從，反將馮道拘繫獄中。道素性和平，能得人歡，所以燕人聞他下獄，都代為救解，幸得釋出。馮道料守光必亡，舉家潛遁，奔入晉陽，晉王李存勖，令掌書記。
&esp;&esp;關於馮道，提前略說幾句：
&esp;&esp;馮道生於公元882年，亡於954年。他生於亂世，也亡於亂世，時人稱其與孔子同壽，事四姓九君，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皇帝輪流做，他巋然不動。因為忠臣不事二主，馮道處事圓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長樂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後世的人總是罵他。
&esp;&esp;直到近人范文瀾修《中國通史》時，還對馮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對馮道應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必須聯絡到五代十國時期那個混亂黑暗的歷史背景。在那個背景下，連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看到明天的太陽，殺來殺去，最後連他們自己也害怕了。王朝不斷更迭，我們怎能要求馮道從一而終呢？
&esp;&esp;或許我們認為馮道應該隱跡于山林。但當一個隱士，對整個社會沒有一丁點的益處；而且，也不是你想歸隱就能歸隱的。
&esp;&esp;在城市中生活太過危險，汴州城被劫了無數次。那位被認為還算不錯的郭威，入汴時也曾許諾讓部下大劫十天作為犒賞，這是當時軍隊攻克城市的“慣例”，郭威要是不答應部下們這麼幹，他自己的項上人頭就不保，更別說當皇帝了。
&esp;&esp;小隱隱於野。這也需要物質基礎，要有一畝三分地，假如他不當官，就置不起土地。但當個農民，要面對如下威脅：
&esp;&esp;一是稅吏的盤剝。當時談不上政府治理，各地節度史、刺史及爪牙對百姓橫加盤剝，百姓連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
&esp;&esp;二是要面臨亂兵與流寇的洗劫。馮道很大的可能會在一次洗劫中丟掉性命，並且很可能被亂兵流寇，包括所謂官軍在內，當作“人肉乾糧”。
&esp;&esp;三是，在當時的環境中很難安安靜靜地當個農夫，極大的可能會被拉去當兵，臉上刺上字，然後在一場戰鬥中死於非命。
&esp;&esp;其它天災，就忽略不計了。那時候黃河有幾次大的潰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時形成的。因天災造成的流寇，整個五代時期就沒間斷過。
&esp;&esp;所以，馮道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在朝中左右逢源、明哲保身，能夠不做惡，救民於水火，已經難能可貴了！效忠於一家一姓，未必就是好人！
&esp;&esp;《新五代史》中記載這樣的事，諸將掠得美女，送給馮道，馮道不敢拒絕，只能假意接受，同時卻將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戰事平息後，再訪察她們的親人，將她們送回去。
&esp;&esp;又說，馮道居父喪時，住在老家景城，時逢饑荒，他“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自己則“退耕於野”、“躬自負薪”。他發現因鄉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而當田主人知道實情而向他致謝時，“道不殊以為德”。
&esp;&esp;後唐明宗年間，中原曾一度相對安定，糧食獲得豐收。一次馮道對唐明宗說，自己“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道，憂馬有所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為馬所顛仆，幾至於損”。
&esp;&esp;這一段話，就是成語“不跌于山而跌於垤”的出處。他以切身經驗告誡明宗要居安思危。
&esp;&esp;一次明宗問他：“天下雖熟（農業大豐收），百姓得濟（渡過難關）否？”
&esp;&esp;馮道回答：“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這個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馮氏定律”，往往被歷來的聖君賢相所忽視。
&esp;&esp;他曾嚮明宗引述聶夷中的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描述農民苦境的詩由此得以流傳下來。
&esp;&esp;契丹人趁中原混亂，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馮道和當時幾乎所有的大臣一樣，素服郊迎。
&esp;&esp;耶律德光問馮道：“爾何以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