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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卻說劉守光僭稱帝號,遂欲併吞鄰鎮。參軍馮道,系景城人,面諫守光,勸阻行軍。守光不從,反將馮道拘繫獄中。道素性和平,能得人歡,所以燕人聞他下獄,都代為救解,幸得釋出。馮道料守光必亡,舉家潛遁,奔入晉陽,晉王李存勖,令掌書記。
&esp;&esp;關於馮道,提前略說幾句:
&esp;&esp;馮道生於公元882年,亡於954年。他生於亂世,也亡於亂世,時人稱其與孔子同壽,事四姓九君,這還不包括地方軍閥。皇帝輪流做,他巋然不動。因為忠臣不事二主,馮道處事圓滑,明哲保身,最要不得的是他以“長樂老”自居,沾沾自喜,所以後世的人總是罵他。
&esp;&esp;直到近人范文瀾修《中國通史》時,還對馮道的政治道德大加批判。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對馮道應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必須聯絡到五代十國時期那個混亂黑暗的歷史背景。在那個背景下,連手握重兵的武夫,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看到明天的太陽,殺來殺去,最後連他們自己也害怕了。王朝不斷更迭,我們怎能要求馮道從一而終呢?
&esp;&esp;或許我們認為馮道應該隱跡于山林。但當一個隱士,對整個社會沒有一丁點的益處;而且,也不是你想歸隱就能歸隱的。
&esp;&esp;在城市中生活太過危險,汴州城被劫了無數次。那位被認為還算不錯的郭威,入汴時也曾許諾讓部下大劫十天作為犒賞,這是當時軍隊攻克城市的“慣例”,郭威要是不答應部下們這麼幹,他自己的項上人頭就不保,更別說當皇帝了。
&esp;&esp;小隱隱於野。這也需要物質基礎,要有一畝三分地,假如他不當官,就置不起土地。但當個農民,要面對如下威脅:
&esp;&esp;一是稅吏的盤剝。當時談不上政府治理,各地節度史、刺史及爪牙對百姓橫加盤剝,百姓連一寸牛皮也不能私藏,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
&esp;&esp;二是要面臨亂兵與流寇的洗劫。馮道很大的可能會在一次洗劫中丟掉性命,並且很可能被亂兵流寇,包括所謂官軍在內,當作“人肉乾糧”。
&esp;&esp;三是,在當時的環境中很難安安靜靜地當個農夫,極大的可能會被拉去當兵,臉上刺上字,然後在一場戰鬥中死於非命。
&esp;&esp;其它天災,就忽略不計了。那時候黃河有幾次大的潰堤,水泊梁山就是那時形成的。因天災造成的流寇,整個五代時期就沒間斷過。
&esp;&esp;所以,馮道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在朝中左右逢源、明哲保身,能夠不做惡,救民於水火,已經難能可貴了!效忠於一家一姓,未必就是好人!
&esp;&esp;《新五代史》中記載這樣的事,諸將掠得美女,送給馮道,馮道不敢拒絕,只能假意接受,同時卻將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戰事平息後,再訪察她們的親人,將她們送回去。
&esp;&esp;又說,馮道居父喪時,住在老家景城,時逢饑荒,他“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自己則“退耕於野”、“躬自負薪”。他發現因鄉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而當田主人知道實情而向他致謝時,“道不殊以為德”。
&esp;&esp;後唐明宗年間,中原曾一度相對安定,糧食獲得豐收。一次馮道對唐明宗說,自己“曾奉使中山,經井陘之道,憂馬有所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為馬所顛仆,幾至於損”。
&esp;&esp;這一段話,就是成語“不跌于山而跌於垤”的出處。他以切身經驗告誡明宗要居安思危。
&esp;&esp;一次明宗問他:“天下雖熟(農業大豐收),百姓得濟(渡過難關)否?”
&esp;&esp;馮道回答:“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這個困擾中國幾千年的“馮氏定律”,往往被歷來的聖君賢相所忽視。
&esp;&esp;他曾嚮明宗引述聶夷中的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描述農民苦境的詩由此得以流傳下來。
&esp;&esp;契丹人趁中原混亂,南下侵掠。耶律德光入汴,馮道和當時幾乎所有的大臣一樣,素服郊迎。
&esp;&esp;耶律德光問馮道:“爾何以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