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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倉庫的足夠的薪水，他還要盜，那我們要懲治他也才明正言順。”
朱以海加大給地方留餘，讓財政上相對寬鬆些，也是大明這些年來的政策，搞的地方窮，官吏窮，於是他們只能向百姓加徵、派役，百姓負擔不斷加重，權勢大戶卻不太受影響，加劇了兩級分化，惡性迴圈。
嚴州也算是人口較多了，丁口十多萬，光是這府城就有商號一百四十三家，府城人口過萬了。
但只能徵這麼點銀子，朱以海還是非常不滿意的，必須得重新整理工商等稅了。
厘金也必須得徵，所得收益全部用來養軍打仗。
厘金、工商稅等都不是直接對百姓徵稅，是向那些工商業徵收的稅，雖然說最終可能商家也會把這稅的成本，加到商品價格中，轉嫁到百姓頭上，但起碼比起丁銀、田賦這樣的稅要好的多。
這就好比鹽稅，他本質上是一種人頭稅，因為人人要吃鹽，必不可少，所以徵了鹽稅，等於是人頭稅。但如果你徵對田地、房屋買賣徵收契稅，那麼對許多沒田地房屋買賣的普通百姓來說，這稅就徵不到他們頭上。
所以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雖然人頭稅徵收最簡單，看似最公平，但其實對於朝廷來說，人頭稅最不合理，徵收成本也最高。
“嚴州軍屯、官田清理後，如何處置？交給御營勇士鎮屯田嗎？”
朱以海搖頭，軍隊是用來打仗的，不是用來屯田的，起碼現階段他不可能再搞軍屯，這裡又不是邊關，這裡地少人多，所以直接把這些田拿來佃租給百姓耕種，然後收租就行了。
“統一交給御營糧臺負責招佃出租。”朱以海還是留了一手，沒把這些田交給地方官府，交給糧臺負責，所得除按律一樣完稅納賦後，剩餘的就直接進糧臺，用於軍費開支。
勇士鎮駐嚴州，五千戰兵，一千八輔兵，輔兵一個月都要三兩銀子，戰兵分三等，一等兵一個月四兩五，二等的四兩二，三等的三兩九，暫且半餉，也不是隻給一半，而是把一半要押一些時間，逢年逢節或是開拔出徵的時候集中發放，算是激勵，也算是避免士兵逃跑什麼的。
如果按全餉算，一個月都要兩萬七八千兩銀子，一年要二十五六萬兩銀子的軍餉，這還沒算戰馬、挽馬的糧草，士兵的伙食，以及軍械衣甲這些置辦和消耗。
這麼一算，嚴州所有的地銀丁銀拿來供軍，都還差一大截，必須得要依靠厘金、工商關稅，甚至是軍田官田的田租等來補充。
“殿下，御營一鎮一年的軍餉就得二十多萬兩，這十鎮就得二百多萬兩，然而還有軍械糧草等開支大頭，比當初關寧軍的餉還厚，兵還多，崇禎朝大明仍全有天下，可集全國之力，供養不起關寧軍，如今以半壁江山，如何供養御營十鎮，京營二鎮？還請殿下裁減御營兵馬，節省開支！”
何騰蛟又站出來了。
他還跟朱以海在那算關寧軍的軍餉開支呢，
“去國萬里，參與遠征，故從天啟到崇禎朝，給遼東士兵的餉是內地兩三倍，因為遼東戰事不斷，這厚餉一直就保留著。崇禎朝時，關寧步兵每月是一兩四錢銀子加半石大米，騎兵則是一兩六錢銀子加半石大米，家丁甚至是一兩八錢銀每月。
這樣一年算下來，騎兵是一年十九兩二錢銀，加六石大米，家丁最少也是二十一兩六錢銀加六石大米，哪怕步兵，一年也有十六兩八錢銀加六石大米。
按當時朝廷折價大糧一石折銀八錢，實際上當時糧價高，一石米能值一兩多銀子，因此這六石米，能折七八兩銀子。
所以哪怕最低的步兵一年也有二十四兩銀子左右，騎兵有二十八兩了，家丁更是三十兩。
而內陸養馬一天得十束草加二三升的豆，遼東戰馬衝殺，糧草更高，一天十五束草三升豆，大體折算，一年最少十二兩銀。
馬從宣大或河西買，起碼十五兩，戰損率還高，每年要折銀四兩左右。
當然，還有一個大頭消耗就是招兵和撫卹，招兵的安家銀起碼五兩，戰死撫卹最低十五兩。
打仗的話還得發行糧，一個月大概一兩。
還得發犒賞，訓練、衣裝等都要花錢。
細算下來，養一個關寧騎兵，士兵糧餉二十多兩，戰馬消耗十幾兩，一年下來起碼四十來兩。
如果一個關寧騎兵入伍三年戰死，朝廷裡外裡總共得消耗約二百兩銀子。
這就是養軍耗費的恐怖之處。
常態下開支還好，一旦進入戰爭狀態，你來我往的打個不停，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