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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之後，在對日關係上，戰還是和，國府內部曾經爆發過一場大討論。
日寇兇殘，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國軍全部失敗，失敗多了以後，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喪失自信，沒有自信的人特別消極，一消極就想躺平。
南京淪陷後，汪精衛就變得特別消極，覺得“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向蔣介石提出由他組織一個第三方，啥意思呢？日本人是進攻的一方，蔣介石是抵抗的一方，汪來組織和談，這就是所謂第三方。
汪的想法並不孤獨，黃埔系二號人物何應欽就覺得能談就不要打，實在要打，也要拖一段時間再打，反正是能吵吵就不要動手。
很多知識分子也覺得中日實力差距太大，沒辦法打，打起來中國就要亡國，比如胡適就覺得為什麼非要打的要死要活呢？日本人不是要東三省嗎？給它就是了，承認滿洲國，只要滿足日本人的胃口，和平不就降臨了嗎？
胡適這些話實在太過分了，程潛建議把胡適抓起來，以“漢奸罪”論處，意思就是槍斃了得了，免得妖言惑眾。
蔣介石在內心對胡適無限鄙視，但蔣作為全國領袖，必須要團結所有能團結的人，胡適作為文人領袖之一，屬於統戰物件，耳朵裡聽著胡適的話，雖然無比煩躁，但臉上始終只能笑嘻嘻，心裡瘋狂罵瓜批。
蔣的心裡很清楚，領導抗戰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蔣投降了，李宗仁會跳出來繼續打，李宗仁投降了，馮玉祥會跳出來繼續打，即使國民黨全部投降了，共產黨絕對不會投降，他們會一直打下去。
到時候，國內抵抗的力量和海外支援抗戰的資源都會向共產黨匯聚過去，或者說，向堅持抗戰的政治勢力匯聚過去，誰堅持打，誰就能代表國家，誰就是合法政權。
在政治智慧上，蔣比汪的確高了不止一個檔次，為了制止投降的論調，蔣在最高國防會議上發表講話：
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只有為中國要求自由與平等，而不能夠向敵人屈服，不能夠訂立不能接受的條約，訂了條約以後，就會增加我們國家民族永遠的束縛。現在是一個大的危險額關口，我們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的利益為前提，不能和日本人談和。和日本人談和，對外的戰爭可以停，對內的戰爭會起來，國家一定會出現大亂的局面。
蔣還在日記裡表示“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為了抗日，蔣決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共產黨。
早在1935年8月的時候，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世界各國共產黨雲集於此，大會號召“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號召中國各黨派、團體、各界、各軍全體團結起來，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和日寇戰鬥到底。
莫斯科是蔣介石熟悉的地方，共產國際裡都是蔣介石的老熟人，國民黨也是在蘇聯的扶持下才發展壯大的，在那些風雲激盪的歲月裡，蔣介石曾經又紅又專，經常公開表示聽共產國際的話，跟共產國際走，還把自己唯一的親兒子蔣經國也給送到蘇聯學習去了。
往事不堪回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對日本的狼子野心已經高度警惕，共產國際喊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口號後，讓孤單的蔣介石看到了希望，尋求再次合作的可能。
1936年1月，蔣派鄧文儀到莫斯科，找到潘漢年和王明，表示自己“真誠地想同日本作鬥爭”，要求中共“撤銷中國蘇維埃政府”、“把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7月， 陳立夫向中共提出“在同一目的下，實現指揮與編制之統一。。。放棄過去政治主張”，並保證，國民黨將“停止圍剿”，“改善現有政治機構”。
蘇聯人此時也希望蔣介石能夠頂住日本人的進攻，減輕蘇聯遠東軍事壓力，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聯蔣抗日”。
三方面都有合作的意願，張學良又搞了個西安事變，狠狠的助推了一把，國共合作也就順理成章了。
作為野心極大的一代梟雄，僅僅合作肯定是無法滿足蔣的胃口，他有一個更宏大的設想，1937年2月，蔣提出“開放黨禁”“開放政治政黨”，主要目的在於“以本黨為重心，吸收餘黨”，也就是國民黨吸收共產黨，兩黨合併！
和周恩來談判時，蔣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認為國共兩黨“彼此要檢討過去”，承認自己“過去也有錯誤”，要求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