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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齡，甚至鼓動吳佩孚，矛頭全部指向張作霖，讓張的統治受到極大威脅。
蔣介石的感受也很差，中共的動員能力實在逆天，在農村搞農運，在城市搞工運，氣勢磅礴，在黃埔軍校和北伐軍中，中共的勢力也以驚人的速度在擴張，無論是軍校的學生，還是軍隊現役的官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共產主義，願意追隨共產黨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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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透過八一南昌起義就可以知道，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三個多月後，中共依然可以組織3萬人規模的起義，並且這3萬人全是北伐軍的精銳，張發奎知道手下有很多共產黨員，多到他都不敢隨便下手清洗，這足以說明中共在北伐軍中已經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蔣介石跟著孫中山混了這麼多年，對於軍隊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有軍隊才會有地盤，有地盤才會有政權，槍桿子不能丟，軍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
對於中共在軍隊內的活動，蔣介石一清二楚，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甚至有了這樣的感覺，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很快國民革命軍就會變成共產黨的軍隊，國共合作將會變成以共產黨為主，國民黨為輔，不會有國民黨什麼事了，蔣介石也只能哪兒涼快就到哪兒待著去了。
這就是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的真實原因之一。
蔣介石很清楚李大釗的身份，他是國民黨代表，更加是中共創始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言人，當發動政變撕下臉皮後，蔣介石絕對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共產黨人，何況是李大釗。
當張作霖電訊蔣介石，關於李大釗的處置意見時，蔣介石迅速回電，建議從速執行。
得到蔣介石這種答覆，張作霖如同吃了顆定心丸，雖然國民革命軍和奉軍此刻是敵人，不過在反共這點上，雙方有了共識，只要取得共識，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可以為後續雙方和談開啟大門。
為了合情合理的殺掉李大釗，張作霖還專門組織了一個所謂“特別法庭”，當然，這個法庭只是走走過場，搞了個把小時的表演，然後宣判李大釗死刑。
對於這個結局，都在李大釗的意料之中，他沒有申訴，只是表示自己不想死無全屍，張作霖答應了這個要求，專門從國外進口了一個最新款的絞刑架。
由於對李大釗恨之入骨，在他生命的最後關頭，張作霖依然要折磨一下，滿足自己那種無底線的低階趣味，當李大釗脖子上被套上繩索，吊到快嚥氣的時候，劊子手又把他放了下來，等他喘息均勻以後，又把他放上去吊起來，等他快不行的時候，又放下來，往復三次，除了用喪心病狂，我實在想不出其他詞來形容這種行為。
李大釗先生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李大釗先生是中共的創始人，也是毛澤東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毛澤東對李先生非常尊敬，他絕對不會放過敢於殺害先生的兇手。
建國以後，黨中央下達指示，讓公安部長羅瑞卿迅速找出膽敢殺害我黨領導人的兇手，發出紅色通緝令，一個都不要放過，除惡務盡。
歲月荏苒，當年殺害李大釗的兇手們已經流落四方，他們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不可能被饒恕的，紛紛隱姓埋名，企圖矇混過關。
但無論多麼狡猾的狐狸，總有露出尾巴的一天，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資訊，據一個被抓獲的軍統特務交代，殺害李大釗的主謀吳鬱文，現在換了個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樓灣。
吳鬱文是何許人？這小子就是1927年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李大釗就是被他逮捕審訊和殺害的。
經過公安機關的偵察和被捕特務的指認，這個叫博哉的69歲老傢伙就是吳鬱文，1951年6月20日，吳鬱文被抓捕歸案，判處死刑，不過此時老傢伙已經身患重病，沒有幾天活頭了，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就沒有執行，而是把他關了起來，多活了兩年，1953年病死了。
還有另外一個兇手叫雷恆成，此人是清朝皇室遠親，長期在京師警察廳工作，就是這傢伙帶隊搜查蘇聯大使館，他不但抓捕過李大釗，日本人來了以後，還當過漢奸，嚴刑逼供過趙尚志，是一個毫無下限極其齷齪的賣國賊。
解放後，這傢伙化裝成一個算命的，在北京城裡到處混，被熟悉底細的人舉報，經過身份核實後，華東公安部給出的判決非常簡單“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雷恆成這個渣滓被抓住之後，另外一個更大的渣滓被抓起來了。
此人叫王振南，一直擔任京師審判庭的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