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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仗來，錢就像水一樣嘩嘩往外流，北伐之前，宋子文竭盡全力，可以用廣東一省之力保障八萬士兵的吃喝拉撒，可是北伐開始後，槍炮無數，再加上策反和收編敵軍，財政一下子開始吃緊了。
用廣東一省的財政力量支援全國的北伐戰爭，在宋子文看來，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廣東一省的財力有限，能提供的稅款也有限，根本不能應付北伐的無底洞需求。蔣介石不這麼想，他覺得北伐正在緊要關頭，前方將士在浴血奮戰，正是用錢之際，宋子文不是財政部長嗎？財政部長不就是搞錢的嗎？搞不來錢你當啥部長？還不如一根燒火棍好使。
蔣介石指揮軍隊打仗，手底下計程車兵都是些實在人，如果軍餉不到位，他們可不會管誰是總司令，發動個兵變幹掉蔣總司令，那是分分鐘的事情，蔣介石心急如焚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兩個人都有道理，兩個人脾氣都很大，兩個人都覺得對方不可理喻，兩個人的關係迅速惡化。
如果換成其他人，依著蔣介石的脾氣，早就派幾個士兵用槍指著宋子文的腦袋了，可是宋子文是革命導師孫中山的小舅子，何況此時蔣介石正在對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齡垂涎三尺，還指望宋子文能美言幾句，雖然恨的牙根癢癢，也不敢拿宋子文怎麼樣。
如果不能搞到軍費，戰爭就無法繼續下去，甚至會遭遇失敗，這些事情宋子文都明白，可是如果堅持開辦銀行的最基本原則，發行紙鈔必須有對應的準備金，就無法解決軍費問題，經過艱難的思考，宋子文放棄了原則，開始大肆印刷鈔票，北伐軍拿著紙鈔，在市場上購買需要的物資，暫時解決了軍費危機。
這種搞法就是打劫老百姓，在洪水一樣的紙鈔面前，通貨膨脹來臨，物價飛漲，再傻的人都明白了，廣東國民政府開辦的中央銀行靠不住了，沒人再信任該行發行的鈔票，宋子文一手創立的中央銀行基本快完蛋了。
國民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取得節節勝利，風光背後是廣州國民政府接近破產的事實。
1926年9月，在即將攻克武昌之際，蔣介石為了壓制唐生智，向廣州國民政府提出遷都武漢，遷都是大事，哪能說遷就遷？譚延闓開始沒搭理他，結果在蔣介石一再要求下，在11月中旬，國民黨中央決定派出6人先遣組，赴武漢調研遷都事宜，先遣組成員包括：宋慶齡（孫中山夫人）、鮑羅廷（蘇聯駐國民黨代表）、宋子文、孫科（孫中山兒子）、徐謙（左派）、陳友仁（左派）。
這是一個妥妥的左派工作小組嘛，雖然武漢不能送給唐生智，但是也不能送給共產黨啊，蔣介石急眼了，不顧禮儀，幾乎用命令的口吻命令中央政府馬上立刻全部遷到武漢，張靜江和譚延闓不敢怠慢，沒有等先遣小組的調查結果，決定1926年12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全部停止辦公，12月7日和20日，分兩批遷往武漢。
但是情況很快又發生了變化，宋慶齡和鮑羅廷到達武漢之後，受到武漢民眾的熱烈歡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湖北的工農運動發展迅速，打土豪分田地和爭取工人權益開展的如火如荼，此時的武漢已經變成了左派和共產黨的地盤，讓蔣介石感到極其害怕，如果遷都武漢，政府工作必然受到左派和共產黨掣肘，國民黨內還有蔣介石的立足之地嗎？蔣介石迅速改變主意，不能去武漢，決定遷都南昌。
對於蔣介石近乎無賴的要求，武漢左派憤怒了，堅決反對遷都南昌，理由非常充分：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發揚民主等等，遷都之爭爆發了，當然，這些口號雖然正確，但也只能喊喊而已，蔣介石當做沒聽到，沒有任何影響。
真正能震懾蔣介石的，還是軍費，哪怕是天塌下來都無所謂，如果一天沒有軍費，蔣介石就要玩完，手下的丘八們手裡拿的都是槍，只要一天沒領到軍餉，蔣介石這個總司令就算幹到頭了，可是此時負責籌集和發放軍費的宋子文，是屬於武漢陣營的，此時，蔣介石對於其他人的態度都不關心，就是擔心宋子文的態度。
宋子文也沒讓蔣介石失望，表示：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再不給錢，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此話一出，蔣介石呆若木雞，瞬間被武漢左派掐住喉嚨，不得不在1927年元月中旬親自到達武漢，和左派們協商遷都的事情。
蔣介石此刻已經陷入了思維死角，其實遷不遷都一點都不關鍵，壓根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和武漢左派較勁，關鍵在於搞到軍費，只要能搞到軍費，蔣總司令在的地方就是首都！
徐桴（念浮）對這一切看的很通透，在1927年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