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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方式是對基層有極高的管控能力，比如秦國，秦可以滅六國，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將資源全部集中起來，如何做到的呢？公平嘛，秦國對士、農、工都設定了一套從上到下的官職進行管理，不論出身，只要按照規定立功，就可以獲得晉升，比如工匠，秦在中央設少府，在郡、縣由行政一把手監管，具體由郡、縣的工師負責管理，縣、郡、中央每年都要對製作的農具和兵器進行評比，如果被評為下等，就要受罰，如果連續三年被評為下等，就要受重罰。
商鞅變法後，秦國分二十等爵，從公士、上造一直到關內侯、徹侯，不同的爵位，薪酬待遇都不一樣，對應不同面積的田地、房子、僕人等等，士兵可以靠殺敵獲得功勳，比如秦法規定：斬一首者爵一級，士兵為了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就會拼命殺敵，農夫也可以靠勤勞耕地、告發不法之徒、抓捕通緝犯獲得爵位，雖然艱難，但總有一條出路嘛。
為了徹底控制農村，秦政府在每個村都設立了辦事機構，有三個基層辦事員，分別為里長（村長）、裡監門（民兵連長之類）、田典（負責農業），每幾個村子還設立亭（派出所兼郵局、公務旅館等），劉邦當年就是秦朝的亭長。
為了保證社會穩定，防止產生流民，秦國為每個國民製作了身份證——“驗”，由巴掌大的楊木製成的牌子，上面標註者持有人的姓名、籍貫、爵位甚至身高，如果想出遠門，必須由籍貫所在地村長（里正）、派出所長（亭長）開證明，在秦國這玩意叫“傳”，有了“驗”和“傳”，你才能夠透過沿途基層派出所的不斷盤查，也才能夠在沿途旅店中住宿，如果哪個旅店店主敢收留沒有身份證和介紹信的人入住，那麼這個旅店店主就算幹到頭了。
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所有人都被嚴格管制，除了秦王，沒有人有特權，想往上爬只能靠立功，沒人可以例外，即使你是王孫貴族也是一樣，所以商鞅搞變法，的確強大了秦國，可是也得罪了整個秦國的貴族，落得個被車裂的下場。
為了防止結黨營私，秦國規定，所有地方一把手都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立馬異地調動，在調動的時候，只能孤身一人前往，不允許帶走任何下屬，大家多思索一下，就會懂得很多事情。
秦國是以法治國，雖然嚴酷，但一切都是按照規矩辦事，正是因為一切都有規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在制度的激勵作用下，保證所有人都能勁往一處使，最大程度發揮了秦國的國力。
當然，實行這麼一套管理模式，需要一個絕對強勢和強大的中央才可以做的到，大家細品。
戰國時期的六國，就是另外一番管理模式了，政府只能管到城裡，出了城是誰的地盤呢？主要就是那些功勳貴族的封地，也就是大地主，蔣介石稱呼這些人為鄉紳，這些人為了管理廣大的封地，需要建立龐大的管理團隊，戰國時代叫門客，三教九流什麼玩意都有，幫著主人維持秩序，欺負基層的老百姓，民國叫護院，老百姓叫他們狗腿子。
由於六國政府沒有能力將行政機構深入到村裡，所以對村裡的情況基本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這裡又要把印度抬出來了，莫迪老仙治下的印度也就是這種模式，印度每個邦對村裡的情況也是完全不掌握的，或者說掌握不了，村裡的大地主憑啥把實際情況告訴你？給政府申報田地和人口資料時，必然縮水，這樣政府在徵糧、徵兵時，必然受到地方豪強勢力的阻擾，無法集中全部國力。
在秦國這種全國一盤棋的管理模式下，所有資源都掌握在國家手裡，造反的風險是很大的，國家可以調集全國其他所有地方的資源，迅速滅了你，除非全國各地同時造反。
但在六國這種管理模式下，村裡的大地主其實並不太關心城裡面誰說了算，不管城裡誰說了算，村裡還是他說了算，如果城裡新來的話事人，想把管理許可權深入村裡，就要建立秦國那樣的管理制度，如果想建立這樣的管理制度，那就是和全國村裡的地主作對，想想商鞅的下場，大家應該知道該怎麼做了。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能把管理能力深入基層的時候不多，秦國商鞅變法後算是，1949年以後肯定是了。
所以能管基層的時期不是常態，常態是管不了基層，基層是地主狗腿子的天下，窮人只能被往死裡欺負。
民國基本繼承了清朝的管理體系，辛亥革命只是把大清皇帝給革沒了，各省的軍頭藉著辛亥革命的春風，紛紛宣佈獨立，成為地方上的老大，村裡的地主依然是地主，各地的軍頭看上去高高在上，但為了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