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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平息下來，郭承琪親自撰寫了剿匪報告，志得意滿前往省城述職。在省城，他受到親閻派大員的接見，之後又被引薦去了趟河邊村，與閻督軍結了個善緣。
郭承琪向來重視教育。他倡導成立了綿上教育公會，自任會長。他還曾捐出薪俸資助辦學，更親臨公學授課、訓導激勵後生。在他的重視和推動下，本縣適齡兒童入學率省內居首，重教尊師之風蔚然。不只如此，他的視野更投向廣闊的鄉村，足跡走遍全縣國民學校，甚至能記住山莊窩鋪每個教師的名字。這樣的用心，使他在勤於政事、全力剿匪之外，又得了“教育縣長”的美譽。
明月堡出了唐明之事，去省城前，郭承琪就安排督學，說要在明月堡召開教師風紀整頓大會。自省城回來，處理完積壓的公事，他由若干官員陪同著來到明月堡，站在村學大院可罕廟高臺之上，給來自各村的教師代表訓話。
他講了通忠孝仁義，講了通本縣惠民的種種舉措，接著又宣講從河邊村得來的時髦學說。他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地教導教師們效法聖賢，為人師表，不妄議國家是非，要管理好自己的學生，約束學生們不受蠱惑，專心讀書，將來成為黨國的棟樑之材。
趙先生也在下面聽演講。郭承琪發完高論，撇下督學，快步走下高臺，有些討好似的向先生致意。
“知事大人有何指教？”趙先生問道。
“豈敢豈敢，正要向先生求教呢。”
趙先生道：“我乃一介書生，哪敢妄論。方才知事之論，甚是精妙得當。譬如民生，多一分善行，則百姓福大三分；少一點苛捐，則百姓利得三分。”
郭知事說：“依承琪看來，為政之首要，在和民心、除民怨；要和民心、除民怨，必先要講公道。為官的能講公道、依天理，百姓們心氣順，怨言便少。公道便是法度，若百姓們知曉法度，大家便都有怯懼之心，枉法之事便可大減。先生以為如何？”
先生說：“歷來民怨，俱因不公而生。要和民心、除民怨，先要找到不公之症候對症下藥。法度不公而欲使百姓無怨，只怕是緣木而求魚啊。”
郭承琪問：“當今社會，先生以為不公之症在何處呢？”
先生答道：“耕者無田、勞者無產。”
郭承琪笑道：“先生所言，有一半對，另一半不敢苟同。那有千頃良田、萬貫家財的，固然不免有巧取豪奪而來，然大多卻是祖祖輩輩勤勞之積蓄；在鄉為人耕田、在城為人出力的窮苦人，固然有由富敗了家而窮困潦倒的，然大多卻是無知無識、積貧積弱造就的。要說不公平，也只是時運不濟，該怨自己命苦，怪不得政府。”
先生說道：“知事所言，也是一半對，另一半不敢苟同。窮者缺衣少食，富者錦衣玉食；窮者當牛做馬，富者不勞而獲；整日勞作之人，偏處於最底層，既無話語權，更無應有之保障。為官貪腐者眾，清廉者寡；為富不仁者多，良善者寡。自滿蒙退位，民國建制以來，戰亂不休，民不聊生，義者嘯聚、弱者斂言、奸者為盜，良女為娼，民怨沖天，執政者自然要概括承受，若不能痛苦反思，任由民怨累積，覆舟之亂必不遠矣。”
郭承琪說：“我中華百年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積痾也深，幸得民國振興才見曙光。然如久病之人，豈能一日而治？國家之興旺，必先要有人付出代價，忍一時之苦楚。”
先生說：“歷來百姓最能忍。若國家一心為大眾著想，百姓們窮也忍得，苦也忍得，罪也忍得，並無怨言，反而會眾志成城，爆發巨大創造力，國家也因此生機盎然；若國家只為少數人著想，只顧維護既得利益者，而棄弱小於不顧，怕是仇富之心愈熾，求變之心愈烈，忍無可忍之時，便是翻天覆地之時。”
郭承琪說：“家無規不立，國無法不昌。國家立法，正是為保障社會秩序。對勤謹本分之良民，只要他按時完糧納稅，政府絕不會為難於他。若是暴力抗法、以種種不正當手段圖利，那麼國法昭昭，斷然容他不得。”
先生說道：“完糧納稅，自然是百姓本分，然而政府本分又何在呢？天災年饉，百姓流離失所，賣兒賣女甚至人人相食之時，政府又在哪裡呢？今年夏徵秋糧，多少人家咽榆皮、吃野菜，政府又有何惜民之舉措呢？如此只取不與，百姓能無怨嗎？至於警察和監獄，不過是工具。若失去正義，單單為少數人保駕護航，卻處心積慮壓迫多數民眾之願望，與盜賊又有何異？”
他二位的一番話，幾個年輕教師都認真聽了。對郭知事的宏論，或以為言之有理，或以為空洞無物，或略有領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