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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帝國成立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就被提上日程。這個計劃涉及眾多方面,但其中土改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因為帝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要想實現繁榮富強,必須讓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合理利用。
然而,中華帝國面臨著許多挑戰。首先,它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存在著各種未解決的問題。比如,西北地區的和碩特汗國以及西南地區的土司問題依然棘手。此外,由於交通不便,甘肅以西地區的和平穩定成為了一大難題。針對這些情況,劉松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著手解決。
目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處理好西南土司的改土歸流問題。隨著土改工作的推進,劉松逐漸領悟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他深知只有依靠人民的支援與努力,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與進步。
藉助帝國剛剛建立的契機,劉松果斷地剷除了地主士紳階層,徹底消除了阻礙社會發展的障礙。同時,引入了紅薯、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使得百姓們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儘管還稱不上盛世,但起碼人們能夠吃飽穿暖,這也算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土司制度起源於宋時的土官制度,經過元朝的發展,在明時基本完善。政治與文化是分不開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實行土司制度,同時在文化上也採取以“漢學教化之”的文教政策,以求改善邊地之風氣,使之更好地服從統治。
明初沿襲元制,在貴州繼續實行土司制度,有明一朝,對待貴州的問題都十分注重,這是基於國家安全決定的。南宋滅亡是由於蒙古族的鐵騎繞過貴州,長驅直入中原,明王朝吸取南宋滅亡的教訓,十分重視貴州問題。
土司制度是以貴州當地大姓土司管理小的土司和人民群眾,大土司的政治意向決定了貴州的政治態度。每當中央王朝換代革新之際,貴州大土司都率領其座下部眾歸順中原王朝,求得太平環境。當蒙古繞過貴州襲擊南宋朝廷時,貴州大姓土司率眾“歸附”,到了明朝,貴州土司依然選擇“歸順”。
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西土司靄翠及其妻子奢香夫人。洪武初,靄翠歸附,但靄翠早亡,其妻奢香代襲宣慰使職,“都督馬曄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故以事撻香,激為兵端。諸羅果怒,欲反”,而奢香顧大局,為免遭戰亂之苦,“奢香率所屬來朝,並訴曄激變狀,且願效力開西鄙,世世保境”。最後的結果是馬曄被殺,奢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立龍場九驛”。為明朝進一步鞏固西南邊疆政權做了重要貢獻。
政治作用於文化,貴州土司的政治選擇給予中原文明在貴州的生存空間,貴州子弟在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得以中原先進文明的教導,豐富發展了貴州文化,使得貴州學子在明清時期以萬馬如龍出貴州之勢,角逐與華夏的科舉場上。
除政治外,貴州土司對貴州教育事業也做了很大的歷史貢獻。早在宋代,播州楊氏就注重文學教育,聘請文人前來任教,“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士俗為之大變”。而田、楊、安、宋四大土司是明清時期貴州最著名的土司。
在教育上,貴州土司還表現在幫扶貧困子弟,與其聯姻。從前土司之間為維持自身勢力和共同對抗其他土司,選擇聯姻,“四家世為姻好,嫁嫡長女為嫡長婦”,婚姻關係相對穩定。但是由於政府辦學政令的實施和科舉制的發展,開明的土司在認識到自己勢微的同時,意識到培養科舉成功的文人是自己統治長存的另一途徑。
土司制度作為中央王朝統治邊疆的一種特殊的管理制度,興存長達六百多年,對國家安定、文化交流及經濟的發展等產生過重要作用。
但是,貴州土司殘暴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視的,他們“世長其土世有其民”,其階級屬性決定了他們對被統治者們的剝削與濫殺。隨著改土歸流的實施,到清前期,貴州土司只是虛有其名,不再掌握政治權利,其消亡已是歷史的必然。
貴州土司作為少數民族的一個代表,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漢文化在明清時期不斷交融,形成今天豐富多彩的黔地文化。土司制度的出現是貴州文化不斷“內化”的一個重要過程,明清兩代在貴州實行土司制度,“以夷制夷”,同時要求貴州土司遵從中央政令,興辦學校教育,以儒學教化之,使得貴州文化逐漸從少數民族文化向漢文化靠攏,改變了貴州貧瘠的文化面貌和落後的生活習俗習慣。
到了萬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萬曆皇帝派兵征討,這就是萬曆三大徵裡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處貴州、四川、湖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