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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寧二年八月底的京城，夏天即將過去，署氣卻終未消散，纏綿許久。
今夏的黃河比較安生，並未大漲，連帶著京城的汴水也是數月靜淌，水勢平穩。
江耘坐在汴河邊的酒樓雅座之上向著北眺望，那是皇城的方向。
朝議之上，以蔡京為的新法派正步步為營，節節勝利。
“依三司之律，微臣巡江南，足跡遍佈各州縣，所觀之新法成效斐然。
江南三路賦稅錢糧均有大增，今年有望達到兩成。
下臣所到之外，地方官員及當地百姓無不拍手相慶，俱稱新法惠民。
縱有小疵，亦是末節之誤，無關新法全域性。
更有民間鄉村之處，奉有王相公之祠，據說香火不斷，可見民心之所向。”
三司使知事郞胡師文正在彙報工作，賣力地大聲奏報，彷彿聲音越高，新法便越重要。
“父兄之法，本是為我大宋之強盛而設，而朕與諸臣行之，今日見其利，可見良吏之助，才能見新法之效。”
趙佶高聲說道。
“皇上聖明！”
不管是不是真心，下的眾大臣齊聲賀道。
趙佶龍顏大悅，擺了擺手，說道：“全賴諸位愛卿齊心協力。
講議司督行新法卓有成效，當再接再厲，不可懈怠。
蔡相老當益壯，為新法盡心竭力，不顧個人的榮辱，一心為公，誠為人臣之楷模。”
御史許敦仁此時出班奏道：“皇上，蔡相前日所提請列元祐舊黨刻名於碑之議臣等商議已久，皆以為可行，故請聖上裁奪。”
樞密使曾布反對道：“皇上，臣以為此事太過，祖宗家法中未嘗有之，此例一開，心將遺禍無窮，望皇上慎思。”
戶部尚書劉拯及禮部尚書李格非等一干舊臣也站了出來，反對這一提議。
與此針鋒相對的，是蔡京為班的那一班新黨。
整個朝堂之上，唇槍舌劍，箭撥駑張，一不可收拾，足足從辰時議到巳時。
新黨的立足點緊緊抓住立黨碑的出點是為了新法的推行，雖有過，也是為國為民，無關私怨，這讓他們在氣勢上略勝一籌，而相比之下，舊黨則以黨爭為據，認為是對方是挾新法以報私怨，且妄開此例只會遺禍朝堂。
蔡京見趙佶仍在猶豫，便使了個眼色，御史許敦仁會意，清了清因大聲辯論而略顯嘶啞的喉嚨，說道：“皇上，當前之新法形勢頗為關鍵，輿論導向極為關鍵，稍有不慎，便事關全域性，目前便有一例足堪為證！”
趙佶見臣下吵了近兩個時辰仍然毫無頭緒，更氣悶不已，便說道：“許御史詳言。”
許敦仁一甩大袖，轉過身來，對著曾布一干人等說道：“難道諸位最近沒看大宋天下嗎？”
曾布心中一驚，暗道：“原來是有備而來。”
當下鎮定心緒，說道：“許御史欲堵天下悠悠之口嗎？”
胡師文接過話頭，斥道：“無聊文士豈能代表天下悠悠眾生？！
當前行新法，乃是聖上承父兄之志為我大宋，籌謀策劃均是廟堂之算，此等人物安能如此輕佻，妄加詆譭？京城之地，豈容此蠱惑人心、干涉朝政之物存在？妄論國事，罪一也；惑亂人心，罪二也；散佈謠言，罔測陰晴，大違農時，罪三也！”
他倒是好記性，將沈鴻博的言辭一字不漏的複述出來，配上唾沫橫飛的模樣，倒也有一番氣勢。
曾布暗叫不妙，知道新黨挑起紛爭志在四面開花，讓自己一方窮於應付，欲求突破，便想起自己與江耘商定的底線，便不打算在此多加糾纏，沉默不語。
正當舊黨無言之時，禮部尚書李格非卻站了出來，高聲說道：“胡大人此言謬矣。
觀我朝風氣，自太祖起，從無因言獲罪之例。
大宋天下之說，只在因事而評，昔日範公曾言，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士子文人，正以此而報君王，且清流之議，只在存其不同以堪真偽高下，何來干涉朝政之說？人心即民心，上有所為，下有所議。
若黨碑之利惠國惠民，則其議自消。
其三，若論罔測陰晴，大違農時，此臣絕不苟同，大宋天下臣每期必讀，每有小女歡呼雀躍則知雨至，自此留心天氣，報紙行至今，天氣之預報，十有九準。
時聞京城外之菜農，清晨賣菜之後必聚於酒樓之外，聽得報紙之天氣預報後出城，此大惠農家之舉，豈能是罔測陰晴，大違農時？以雅室之猜奪，度農人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