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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事情來了，朱熹的這篇《落職罷宮祠謝表》在後世引起了無數的爭論。明清兩朝推崇理學，致使後世有不少的人把朱熹神聖化了，所以不允許朱熹有汙點。但是朱熹的這篇《落職罷宮祠謝表》又言之鑿鑿的承認了沈繼祖彈劾中的某些事情。
於是就圍繞著朱熹被彈劾之事，在後世出現了一個公案。支援朱熹的人為了給朱熹翻案，叫囂著說：“謝表是有格式的，凡是上謝表，不管自己錯沒錯，都必須要承認自己錯了。”一幫不明真相的人，認為朱熹既然能被當做聖人，自然是有原因的，於是無腦的支援朱熹是被逼著認錯的。
然而謝表真的必須認錯嗎？這事從古到今來看，倒是不難判斷。
《唐書》有兩本，一本是成書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年），由趙瑩主持編修的；另一本是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編修的。為了表示區別，後晉編著的被稱為《舊唐書》，而北宋編著的則被稱為《新唐書》。
這兩本《唐書》都有《劉禕之傳》，內容也都差不多。這個劉禕之是女皇武則天提拔起來的唐朝宰相，因為對人說：“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 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被人告發得罪了武則天，後被誣告下獄，再審問官宣讀武則天的手敕時，劉禕之說：“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這下就徹底得罪了武則天，被賜死於家中。
《唐書》中記載：“禕之 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 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 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為巫州司 法，思鈞為播州司倉。”
看看劉禕之的文章就知道了，他不但不認錯，反而有理有據的為自己辯解，使得周圍看過的人都同情他。
如果說劉禕之是前朝之人，那麼宋朝的王安石也有過這樣的事情。《宋史王安石傳》裡就記載道：“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看了嗎，王安石一個人，敢得罪開封府、刑部和大理寺，皇上免了王安石的罪，他就不謝恩，御史彈劾他，他也不幹。王安石可是和朱熹同時代的人。
至於後人，就不多說了，明朝的方孝孺被誅了十族。
一個官員如果被賜死了，如果不認罪，還能給你你改成凌遲、腰斬、五馬分屍等酷刑，更甚者皇帝還能誅你九族、十族。相比來看，朱熹只是被罷官，根本不算大事。更何況朱理學提倡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朱熹作為程朱理學集大成者，必然會以死衛道，怎麼可能詆譭自己的節操？！也不知道這說朱熹被逼認罪的這幫人，是在罵朱熹呢還是在罵朱熹。
退一萬步講，就算是謝表必須要認錯。那麼問題又來了，有幾個人看過朱熹的《落職罷宮祠謝表》，知道他是怎麼寫的？朱熹認錯了嗎？！什麼都不知道就跟著一幫衛道士人云亦云，那才是真的可悲。所以有句話說：很多人的認知配得上他所遭受的苦難！
首先說沈繼祖彈劾朱熹的六大罪，這其中朱熹只承認了第六條的“為害於風教”，也就是朱熹在《落職罷宮祠謝表》中寫的“規學宮之地而改為僧坊。”具體的說，就是朱熹把一處縣學改成了護國寺。改造過程中不但濫用民力，而且為了走捷徑，不管百姓死活，佛像直接從百姓的田間運過。為了給佛像騰地方，在把孔子像從縣學移出的過程中，粗暴野蠻，以至於孔夫子塑像的“手足墮壞。”
這種事情很好查清楚的。如果不是事實清楚，辯無可辯，對於這種欺師滅祖的行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朱熹能承認嗎？！
至於彈劾之中的其他十幾條罪行，朱熹在謝表中也只承認了比較好查的“私故人之財”和“納其尼女”，至於其他彈劾的罪行一概不予承認。
由此可以判斷，所謂的朱熹按照謝表必須認罪之說，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不得不說，歷史上的愚民政策執行的太好了。被愚民的普通老百姓已經從認可統治階級的謊言，進化到了自我愚弄。除了少數別有目的的人，大多數人並不瞭解程朱理學的內容是多麼的玄幻和無解，也不瞭解朱熹的過往，就自然而然的為他辯解，還沉浸在愛我傳統文化的自我感動中。
朱熹值不值得崇敬，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趙旋也認為是人就會犯錯誤，人無完人。不能因人廢事，更不能因人廢言，要把人和事分開來看。把聖人塑造成一個完人，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