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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們村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它並不像南方的“一夜城”那樣迅速崛起，也說不上用“日新月異”來表達，對於祖輩生長於此的大多數村民來說根本無法察覺，只有少數人發現了並迎合這種變化。÷一∫六∫八∫看∫書∫÷.這一年，村裡的三五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外出打工，他們有的收麥時節已經回家了一次，到了過年的時節必然要返鄉。他們穿著依然邋遢，扛著大包小包，穿著棉靴和軍綠色棉衣，戴著“火車頭”回到了家，見到小孩還主動掏出糖果。這一批人上有老人贍養，下有孩子上學或者要結婚，上學必然需要一筆錢，而孩子結婚更是大事。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就已經流行了結婚要建房子，還有結婚前的彩禮、結婚時的宴請這些都需要錢，但這些錢僅僅依靠種地是無法掙到的，他們不像鞋匠張、木匠程、樊愛民有一門手藝，也沒有豆腐楊那樣的手藝和生意頭腦，只能出去打工，這就是我們村的第一代農民工。在村裡閒聊的時候，他們不會告訴任何人在大城市裡是如何辛勞，而是會講一些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經常逛超市、下館子等等，如果只是說說，或許只有我們這些小孩才會信，但是大人們也信了，因為他們確實富裕了，他們有的買了電視，有的打算蓋新房子，這就是富裕的證明。.有很多人眼饞了，也有些人猶豫，似乎生活並不理會這些東西，它正逼迫著他們必須要選擇這條路，當一個本分的農民似乎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
這一年春節，節日的氛圍很濃重，只是我們也變了。無論鞭炮有多長，響得有多慢，我們也不會再去撿炮了；無論兜裡有無“大額”人民幣，我們也不會去買唐僧肉了；無論大街上小商小販如何竭力吆喝，我們也不那麼熱心的圍上去了；無論小夥伴如何邀請，我們已經開始不再任性地玩耍了。這些事情我們不做，並不是因為我們真的長大了，而是有更小的小孩在做，他們依然喜歡撿炮、買唐僧肉、愛熱鬧、愛玩耍，只是我們不屑於與他們為伍罷了。
一九九五年，我們村終於大變化了，不，應該說這裡的人發生了變化。春節剛過，村裡來了好多熟人，他們並不是來走親串友，而是招工，有招建築工人的、有招服裝生產工人的、有招玩具生產工人的，在村裡宣講，兩年成為“萬元戶”，即使幹得不好三四年也能成為“萬元戶”。打工掙錢，成為“萬元戶”成了很多村民的夢想。
.這些熟人還說：管路費、包吃住，咱們這裡實在太窮了，到沿海大城市裡看看人家是咋生活的！這一年，我們村一下走出去十幾個，有無所事事的青年，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而那些稍微年紀大、在家做生意的、手藝人以及有正經工作的人還依然留在村裡。
這一年，劉桂芝學了剃頭，儘管這是一個不太光榮的手藝，但在學會之後，不僅能養家餬口，還稍有富餘，至於能“餘”多少恐怕也沒人知道，但肯定是達不到她的期望。我曾經說過劉桂芝比許多村民都要有文化，眼光自然看得更遠一些；而樊小義的父親樊愛民沒什麼文化，卻一直希望樊小義將來能考上“商品糧”。劉桂芝不只一次說過，現在用錢的地方多，將來用錢的地方也不少，小義已經十歲了，還特意強調一下“虛歲已經十一歲了”，過不了幾年就要“說媒”，現在連院牆都沒有建起來，西屋還是土做的，這些都需要錢，還有彩禮錢、結婚錢、滿月酒錢。聽到此話的村民都哈哈大笑，說劉桂芝考慮地太遠，連孫子的滿月酒錢都考慮到了！而此時，樊愛民總會插嘴說道：“將來小義考上了大學，也需要錢啊。”村民們依然是哈哈大笑，不過這次笑的不是“錢”的問題，笑樊愛民這次在“考上了大學”之前沒有加“要是”，似乎樊小義考上大學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了。樊愛民又接著說：“辛苦幾年吧，孩子考上“商品糧”就好了。”村民已經記不清這是樊愛民第多少次提‘商品糧’的事了。無論怎麼笑，樊愛民夫婦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這些年真的太窮了，有時候為了應急去找別人借五塊錢、十塊錢都要說半天好話，別人還未必會同意，每次遇到這種不如意的事情，劉桂芝總是會說“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啊，秦瓊尚能賣馬，咱們家連馬都沒得賣”！此時，樊愛民總會對著樊小義說：“你可得給老子爭口氣！考上大學，啥事都解決了！”隨後，也會搬出陳年往事，說：“我的爺爺，也就是你老爺想當年作為軍官，騎著高頭大馬，棗紅色的大馬回村的時候，誰不高看一眼！”其實，這也是無法查證的事，村裡人也沒人提起過樊小義的老爺是個軍官，反正這事不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