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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項。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相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鬆，“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範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餘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資料、星辰的數量、曆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製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盪，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程序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範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裡、敘利亞、摩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