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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雖然淪陷，但漢趙政權並不能完全統治這些地區，帶上戰利品仍舊回到自己的國都平陽。
王彌本來想遊說劉曜在洛陽自立門戶，然後圖謀天下，但劉曜卻沒有理會，放火將宮殿焚燬，二人因此產生了不小的隔閡。
這時投降漢趙政權的晉朝官員劉暾發覺這一契機，然後勸王彌及早另作打算，畢竟和匈奴人的皇族發生矛盾，對以後的仕途勢必造成很大困擾，最好到老家青州靜觀天下大勢的變化，進可統一全國，退可割據一方，這是最好的策略，等到大禍臨頭的時候就後悔莫及了。
王彌深以為然，開始秘密和青州的曹嶷聯絡，準備脫離漢趙政權。
與此同時，晉王朝北方倖存的官員也開始準備復國大業了，各地都組建了臨時政府以穩定當地局勢。
宰相傅祇在河陰建立行臺，汝陰郡長李矩則負責為他建造宮舍和糧草供應。
最高監察長荀藩和弟弟荀組等人在密縣建立行臺，併發布文告，推舉琅邪王司馬睿為盟主，荀藩本人則行使皇帝職權進行各項決策。
倉垣的最高統帥苟晞則把太子司馬詮的弟弟豫章王司馬端尊為太子，也建立行臺，自任太子師傅、全國各軍區司令長官，主管朝廷機要，然後從倉垣遷到了蒙城。
琅邪王司馬睿在軍政官王導的建議下，從南下逃荒的人中選了許多有識之士，連同江東的豪傑才俊也建立行臺，前後共徵召了106個秘書，庾亮就是在此時加入到司馬睿的政治集團中，本年僅22歲，是後來著名的外戚權臣。
幽、冀二州督導官王浚在薊縣設神壇、祭告上天及五帝，尊奉某個不知名的王子為皇太子，然後也宣稱代表皇帝任官封爵，建立行臺，委派徵、鎮級大將軍。
於是晉王朝南北各地同時出現了五個臨時朝廷，互相層疊行使職權，天下局勢變得更亂了三分。
而漢趙政權則有條不紊地繼續與北方的晉軍作戰。
311年8月，劉聰任命安西將軍劉雅為先鋒、河內王劉粲與始安王劉曜則作為後繼一同攻擊司馬模駐守的長安。
因為司馬模的營門官趙染事先不滿司馬模的作戰安排而投降了劉聰，而有了敵人的幫忙，漢趙兵團很快就突破長安城外的防線。
在晉王朝勢弱的情況下，趙染其實早就有心投奔漢趙政權，但礙於面子不好直接行動，於是在蒲板駐防時特地請求司馬模任命他為馮翊郡長，司馬模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給他個郡長之職，於是毫不客氣地拒絕了，然後趙染終於找到了臺階向著劉聰跑去。
長安雖在晉王朝的控制之下，但因為饑荒嚴重，不但周圍人煙稀少，城內條件也異常艱苦，許多人都南下逃命了，各種物資供應不上，守軍勉強在城頭支撐，尤其在他們聽說洛陽已經失陷、皇帝被俘之後，戰鬥力瞬間下滑。
反觀漢趙軍隊鋒頭正盛，幾路兵馬長驅直入，躊躇滿志地乘興而來，一股不奪下城池誓不罷休的狠勁油然而生。
在此緊要關頭，涼州派來支援的北宮純抵不住內外的壓力，竟然棄城轉投劉聰去了。此舉在史書上並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句“率領部隊從長安出發投降漢趙”草草了事，給世人留下了很大的謎團。
當年兩救洛陽的猛將，不可能毫無緣由地變節，雖然首都失陷皇帝被俘，但是北有劉琨王浚，西有老東家張軌，長江以南更是豪傑遍地，隨便投奔一個勢力也總是晉王朝的忠臣良將，總比一輩子都戴著臨陣脫逃大漢奸的帽子要好得多。
具體原因我們不得而知，站在今天的立場加上當時的背景來分析的話，或許他對晉王朝失去了信心吧，而且各地雖然勢力眾多，但多數都有自立割據的意味，就算某一力量強勢起來，但都已沒了正統的權威，就連涼州督導官張軌也暗暗生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念頭，那個人在北宮純心目中可一直都是神聖的存在，向來以忠君愛國著稱於世，堪稱他的導師，但就是這麼一個人也不能延續初心，更何況是別人。
既然國已非國，在明知長安必將失守的情形下，或許北宮純不想做無畏的犧牲了，又或許只是詐降，然後趁機在匈奴人背後捅一刀，但史書上並沒有後續的記載，所以更合理的應該是前者，北宮純真的只是單純地想要避免無辜的生命被害，至少可以保住他手下的隊伍。
城中無將，將下無兵，司馬模不等長安城被攻陷就主動投降，然而並沒有因此得以活命，當天就被劉粲斬首。
311年9月，長安城也被匈奴人佔領。
事後，劉聰論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