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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性質方面，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原來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轉變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人民肩負起了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歷史任務，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充滿了動盪與變革，各種社會力量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紛紛覺醒，開始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為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努力奮鬥。
此外，《南京條約》的簽訂，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隨後，美國、法國等西方列強紛紛效仿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這些條約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在中美《望廈條約》中，美國除享有英國在《南京條約》中的特權外，還獲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學校等特權，進一步侵犯了中國的文化主權和司法主權，為西方列強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和司法干預提供了便利條件。中法《黃埔條約》則使法國在中國取得了傳教權等特權，西方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他們中的一些人憑藉特權，刺探情報，干涉中國內政，為西方列強的侵略擴張服務，對中國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造成了嚴重衝擊。
四、鴉片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全面衝擊
（一）經濟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一方面，外國商品的大量傾銷，如洶湧的洪水般，使得中國的家庭手工業和農業分離，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破產。例如，英國的棉紡織品在中國市場氾濫，中國傳統的土布紡織業遭受嚴重衝擊，在江蘇、浙江等傳統紡織業發達地區，大量紡織作坊倒閉，織工們流離失所，生活陷入絕境。
另一方面，中國的農產品開始被大量出口到國外，淪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如中國的茶葉、生絲等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這促使中國的農業生產逐漸商品化。但這種商品化是在列強的經濟侵略下被迫進行的，中國的農民並沒有從中獲得多少實惠，反而受到了外國商人的殘酷剝削。外國商人透過壓低價格收購中國的農產品，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出售，賺取了鉅額利潤，而中國的農民卻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受到了嚴重製約，中國經濟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的地位逐漸下降，近代工業開始艱難起步，但發展緩慢且受到列強的重重壓制。
（二）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
鴉片戰爭的失敗，如一聲驚雷，震醒了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他們開始深刻反思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差距，對傳統的思想文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反思與批判。在這種背景下，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逐漸興起。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廣東禁菸期間，展現出了非凡的遠見卓識和開放胸懷。他積極組織翻譯西方書籍和報刊，如《四洲志》等，透過這些翻譯作品，瞭解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情況，為中國人認識世界開啟了一扇窗戶。他認識到西方的科技和軍事力量的強大，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增強中國的實力，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這種思想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為後來的洋務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魏源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撰了《海國圖志》。他在書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這一思想如一道曙光，照亮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黑暗。他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如造船、制炮等，以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這一思想的提出，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熱情，許多人開始關注西方科技和文化，為中國近代化的程序提供了思想動力，推動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除了林則徐和魏源之外，還有許多思想家和學者也開始關注西方文化，如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將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介紹到中國，在思想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他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讓中國人深刻認識到了世界競爭的殘酷性，激發了中國人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意識。這些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促使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逐漸鬆動，西方思想文化開始在中國傳播，為中國近代化的程序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後來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變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抗爭
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