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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當直播帶貨主播，關莎原先非常排斥，但當她在雙胞胎姐妹的直播間踩坑，在是否與倪蝶合作這個問題上進退兩難時，她的內心也不是完全沒動搖過。
網際網路時代，似乎誰敢於曝光自己，才有可能獲得流量，而誰坐擁流量，誰才能獲得話語權與無限商機。
既然啟動資金如此有限，是不是就應該不按常規套路出牌，發揮自身優勢放手一搏？
透過不懈的打拼，倪蝶擁有了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工廠，在青陽經城區更是擁有好幾套房子；而云夏白的人生軌跡更為勵志，從一個小山村的魚販之子，變成擁有千萬粉絲的頭部網紅主播，他家山景別墅的價格連關莎的父親買之前都得猶豫一下。
正當關莎心裡對帶貨主播的成見開始被巨大的利益所消磨時，蕭傑的一句“不對”讓她警惕起來。
“我給你們舉個例子。”蕭傑說，“以前美國有一位電腦科學家，叫艾倫·唐尼，他做過一個實驗，就是透過調查的方式瞭解一個學校每個班平均有多少學生。
他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同的調查方式得出來的結論不僅不一樣，而且差距很大。
艾倫·唐尼當時調查的這所學校是美國的普渡大學，他去教務處直接要資料，這個資料自然是教務處文員用全校總人數除以總班級數得出來的結果，平均每個班有35人。
按理來說這個數字是準確的，但當艾倫·唐尼在校園裡隨機採訪學生，問他們自己所在的班級一共多少人，得出來的結果是平均每個班有90人，你們想想，為什麼差異會這麼大呢？”
此時服務生開始陸續將茶點擺上桌，但沒人動筷子，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蕭傑身上。
蕭傑也並沒指望關莎或者杜晶能回答，他直接給出了答案，“因為在學校隨機採訪學生，其實是抽查，採用抽查的方式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人數越多的班級，你抽到它學生的機率就越大，換句話說，因為90人的班級裡學生多，被你抽到的可能性就比35人的班級大，所以抽查得出來的結果，往往會比實際的結果大很多。”
杜晶聽後眨巴了下眼睛，看看關莎，又看看蔣一帆，不知道蕭傑要表達什麼。
“一帆啊，你應該也記得這個例子吧？”蕭傑問蔣一帆。
蔣一帆點點頭，要說曾經教過蕭傑的統計學教授，後面跳槽去了蔣一帆的學校，所以在當時這個老師舉辦的一個學術活動上，蕭傑與蔣一帆便認識了。
蔣一帆對關莎和杜晶解釋道，“其實這個調查，要論述的觀點是檢查的悖論，也就是平常我們偶然觀察到的現象跟這個事情的實質，往往差別比較大。”
蔣一帆繼而給出了另一個相似的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囚徒的刑期”。
如果我們在監獄裡隨機抽查犯人，問他們服刑期有多長，很多犯人都會給出一個很大的數字，比如十年二十年，甚至六七十年。
但如果我們去問監獄長要所有犯人的平均服刑年數，監獄長檢視所有犯人卷宗後給出的準確數字僅僅只有3.6年。
為什麼二者的差別又如此之大呢？
這就是檢查的悖論，因為很多服刑期短的犯人可能在我們抽查的時候已經被釋放出獄了，所以目前還在監獄裡的被我們調查到的人，更容易是服刑期長的人。
“再說得貼近生活一點。”蕭傑接過了蔣一帆的話，“平常你們覺得坐飛機，乘客挺多，飛機上挺擁擠，你們認為航空公司應該挺賺錢，人那麼多，旅行體驗這麼差，票價應該降一降。”
蕭傑說的這點關莎挺認同，她平常坐飛機，前後左右都是人，空位確實少。
“但實際上航空公司說不定都在虧本。”蕭傑繼續道，“因為我們更容易坐上那些人多的航班，畢竟人多嘛，其包含我們的機會就大，人少的航班我們沒什麼機會坐上，所以如果我們去航站樓隨機調查乘客，可能很多人會說航班很擁擠，但航空公司那邊的真實資料有可能是平均每架飛機沒幾個人，公司如果不維持高票價就會虧本。”
“人少的航班沒什麼機會坐上……”杜晶撓了撓腦袋，不自覺重複著這個論點，她後面結論聽懂了，中間某些話好像又不是很理解，也怪她從小到大就是個學渣，排名總得從後往前數。
“或者我再換一個例子。”蕭傑非常有耐心，“如果你是一個紅綠燈，對你來說，紅燈的時間和綠燈的時間很可能是一樣的，各佔50%，但如果你去街上隨機採訪司機，大多數人給你的答案往往是紅燈比綠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