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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還是個不到20歲的青年，響應號召到吉林省白山石石人鎮河口村做下鄉知青。村長安排我和張老漢一起看守村裡的小倉庫，我想獨自清淨，便早早接了張老漢的班。
張老漢看出我的心思，磕了磕菸袋準備回去。他卻走向院子西面的一個房門，鄭重地交代我，天一黑就一定要把這西屋的門上鎖。我覺得這院子大門一關很安全，這窮山村也沒什麼可偷的，但張老漢反覆叮囑，還讓我晚上早點睡，別出去亂逛，他似乎有話沒說完就走了。
我直奔值班小屋，把電筒和鑰匙扔桌上就躺床上看書，很快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一陣鑼鼓嗩吶聲把我驚醒，那聲音像很多人在隔壁扭秧歌，在寂靜的夜裡格外喧鬧。我突然想起西屋還沒上鎖，而聲音似乎就從那間屋子傳來。
我拿起手電筒衝向西屋，剛推開門，那聲音戛然而止。屋裡很空，只有幾件秧歌戲用的樂器。我正準備鎖門離開，手電光掃到牆角有一堆奇怪的東西，仔細一照，竟是幾個大頭娃娃道具堆在箱子上，模樣十分嚇人。我嚇得手電筒都掉了，四周瞬間漆黑。
就在這時，鑼鼓聲又響了起來。我抬頭一看，屋裡出現幾個模糊的影子，有的頂著大頭娃娃跳舞，有的在敲鑼鼓。這恐怖的一幕讓我大叫起來，那些頂著大頭娃娃的鬼影都轉向我，咧嘴笑著，表情怪誕詭異，然後向我衝來。我拼盡全力逃出房間，跑回值班小屋，把被子蒙在頭上，蜷縮起來。
我想就算外面鑼鼓喧天也不再出去，可沒多久，小屋門被開啟，我聽到茶缸和鑰匙的響聲，以為鬼就在被子外，嚇得不敢喘氣。突然想起口袋裡的紅寶書，便掏出來大聲念。慢慢地，屋裡的聲音消失了，只剩院子裡的鑼鼓聲。
過了好久，我鼓起勇氣從被子裡探頭，看到那些鬼影在院子裡熱鬧地敲打著樂器，大頭娃娃興高采烈地扭著秧歌，那些半透明的影子時隱時現，像人頭飄在空中，恐怖至極。我緊攥紅寶書，蜷縮著不敢動。
不知過了多久，我睡著了，醒來天已大亮，外面沒了聲音。聽到外面的腳步聲，我看到張老漢正在收拾院子裡散落的樂器。我慌忙跑出去，跟他講述昨晚的遭遇，本以為他會驚恐，沒想到他一點也不吃驚，還讓我跟他一起收拾樂器。
張老漢告訴我，這些鬼都是以前村裡的秧子戲班子的人。前些年，因為唱導戲被批鬥成四舊分子蹲牛棚，雪太大壓塌棚頂，他們全死在裡面。後來樂器和道具被村裡收了，他們晚上常回來演戲，大家可憐他們，就當看不見。張老漢說，人和鬼就隔一層紙，互不打擾就能相安無事，人死後不也是那樣子嗎？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那看倉庫，晚上偶爾還會聽到聲音，但我再也不會忘記鎖門，也習慣了天黑就睡覺，不再出屋。這一段經歷讓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老人們的話雖然看似平常，但有時候卻蘊含著我們意想不到的深意。他們的經歷豐富，很多時候多聽聽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就像張老漢，他對這些鬼魂之事的態度，並非是封建迷信，而是一種在特殊經歷下形成的對生死和未知的寬容與理解。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下鄉的經歷本就充滿了挑戰與未知。對於我這個年輕的知青來說，思想上一直受到共產唯物主義的薰陶，鬼的存在是完全違揹我的認知的。然而，這次午夜鬼戲的經歷，卻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泛起層層漣漪。
最初來到這個山村時，我滿懷著建設農村、接受鍛鍊的熱情。但鄉村生活的艱苦和思想上的禁錮，讓我時常感到壓抑。每晚的思想檢討會總是充滿了批判與自我批評，讓我疲憊不堪。所以看守倉庫，對我來說就像是找到了一個避風港，能讓我有片刻的安寧，享受屬於自己的時光。
那個倉庫的小院，原本在我眼中是那麼普通而寧靜。那些破舊的房屋，簡陋的倉庫，以及院子裡稀疏的幾株樹，構成了我對這個小世界的全部印象。可經過那一晚，這個小院在我心中變得神秘而恐怖。每次夜幕降臨，我都會不自覺地緊張起來，看向西屋的眼神中也充滿了敬畏。
而張老漢，這個在山村中普普通通的老人，卻有著一種超越常人的淡定。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了歲月的痕跡，每一道皺紋似乎都訴說著他的故事。他對那些鬼魂的存在毫不驚訝，就像在談論村裡的普通村民一樣自然。他的菸袋鍋子在他講述故事的時候，一明一滅，彷彿是在為他的話語打著節拍。
回想起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些鬼影，他們模糊的身影和那詭異的大頭娃娃道具，至今仍讓我心有餘悸。那些鑼鼓嗩吶聲，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