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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陣型大敗而歸。唐太宗大軍兵到後，把遼東圍得水洩不通，日夜攻打。乘著刮南風的機會，唐太宗指揮士兵點燃城池西南樓，順風放火。高句麗軍抵擋不住了，遼東陷落。唐軍殺高句麗兵一萬多人，俘虜一萬多人，此外還有百姓四萬多人。
攻克遼東後，唐軍繼續向白巖城進發。烏骨城派兵一萬支援，被唐軍擊退（此戰唐軍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巖城不戰而降。唐軍繼續向安市進發。高句麗將領高延壽等人率領、高句麗兵十五萬來救援，被擊敗。高延壽向唐軍乞降，來到唐軍軍營，一進門就跪下，挪動膝蓋向前，拜伏在地。（《資治通鑑》上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唐太宗對他們說：“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高延壽等人“皆伏地不能對”。唐太宗將降軍中的高句麗軍官、酋長三千餘人虜往中原，其餘高句麗人悉數釋放。
安市城小而堅，在城主楊萬春的抵抗下，唐軍圍攻數月不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倖。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而這種方式過去一直是唐軍克敵制勝的法寶。最終唐太宗決定暫時停止這次出征。9月，唐軍班師。這次征伐高句麗，攻克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遷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在唐軍，戰士陣亡的約2000人，損失最大是戰馬，損失了七八成。
此戰雖重創高句麗，但是戰事曠日持久，耗費巨大，最終卻未能滅亡高句麗。因此，唐太宗認為這戰屬於戰敗了，痛心地說：如果魏徵還活著，肯定不會讓我進行這次遠征。但這戰的意義還是比較重大的。這是自三國時期毋丘儉攻破高句麗屠王城以來上百年中國軍隊第一次真正戰勝高句麗人，收復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奪取的土地，為今後唐朝徹底征服朝鮮打下了基礎。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個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隻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連戰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餘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並俘虜之。此外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匹。
地緣戰略思想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唐太宗關於地緣戰略問題的理性認識，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地緣關係及其作用法則謀取和維護唐王朝利益的戰略思想。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中國古代地緣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現代的獨具特色的思想內容。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土廣大，邊界線綿延曲折，地緣形勢複雜，並隨時間推移而發展變化。歷觀這一時期唐與周邊所發生的諸多地緣關係，既有與唐軍事利益攸關的，也有與唐政治、外交利益攸關的，還有與唐經濟利益攸關的，更多的則是幾種利益兼而有之，錯綜複雜。唐太宗比較成功地處理了與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諸國、高麗、新羅、百濟等國之間的關係。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正是在處理與周邊地緣關係的實踐過程中逐步產生、發展並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具有他個人的獨有特色，兩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貫穿於他的地緣戰略思想的始終。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積極進取。這是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最顯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邁是歷代許多帝王所不可比擬的，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靈活應對。唐太宗在重大變故面前不驚慌失措，他能夠依據客觀形勢和物件的變化而變化，從而較大程度地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三是冷靜務實。唐太宗鑑於隋亡教訓，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窮兵黷武的缺陷，注意結合現實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推行務實政策。四是措置有序。無論是北擊突厥，還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經略西域，都是先急後緩、由近及遠，有條理、有次序地進行，從中亦可見唐太宗地緣戰略決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突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獲得巨大成功，業績斐然。史載：“（貞觀十四年）唐地東極於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