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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槍聲震動了租界，震動了全上海！
也行將震驚全世界！
上海沸騰了！
出手了！
政府終於出手了！
咱們國家的軍隊終於出手了！
總攻，萬歲！
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憋了許久的那口惡氣，在這一刻終於得到了徹底的發洩！
民眾再度走上街頭，聲援抗戰！
不需要任何人的動員，民眾開始紛紛自發的捐款捐物！
這一刻，中國民眾的愛國熱忱被徹底的點燃了！
槍炮聲，從開戰伊始便沒有停止過。
前線，在那血戰。
中日兩國軍隊已經殺紅了眼。
在盧溝橋事變開始惡化，迅速地擴大成為華北事變的時候，中日雙方的領袖們，都在計劃一場歷史的大決戰。
但是，中日兩國的軍政決策者，在剛開始考慮決戰的地點與方式之時，都沒有把上海當成中日兩軍大決戰的地點。
事實上，當時中日雙方的軍政領袖，都已經準備選擇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的華北地區，就地進行軍事決戰的較量，中日的主力作戰部隊，開始向河北集結。
但是，中國方面的軍事領導人，在考慮爭取戰略主動以控制戰略軸線發展的大歷史眼光下，斷然決定，放棄華北決戰，改在華東決戰。
日本方面則是一直以為可以在華北進行決戰，重創中國軍力，成功切割華北成為日本的新佔領區，面對國軍在上海的挑戰，日軍有著皇軍輸不起的心理，所以被動地放棄了華北決戰的計劃而轉往上海。
於是中日之間的戰局，出現了重大的變局，原先預期的華北決戰沒有打熱，反而是由上海的一個小型的衝突事件，迅速擴大成為中日戰爭歷史中，最大規模的會戰，從此中日戰爭的戰略發展，也轉為由中國方面主導的局面。
委員長當時也是傾向於在華北展開決戰的。
但他很快就被國軍中的年輕將領如陳誠、張治中等人，加上白崇禧、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所說服。
他們都指出河北決戰的地緣戰略危機，假如日軍在河北決戰取得勝利，那麼日軍一路追擊撤退的中國軍隊，勢必可以輕易渡過黃河，進入中原，然後就可以進窺武漢，切斷中國西撤的戰略通路，將中國由北而南，切開兩半。
中國在西南大後方，根本沒有儲備任何的戰力，假如日軍一旦從北而南地完成對中國的戰略切割，那麼中國就沒有任何進行持久戰的戰略縱深，根本無法與日軍進行“持久抗戰”，也就是說，在戰略上，中國非敗不可了。
所以，中國要想執行持久抗戰的戰略，唯一的辦法就是爭取戰略主動，改變戰略發展軸線。
委員長知道，只有在首戰就拿出上海、南京這片中國的軍政經濟中心與長江三角洲精華區，才能誘使日軍陷入由中國所主導的戰略運作。
這個戰略遠見，使得委員長不得不痛苦決定，縱使付出最高的戰略成本也在所不惜，立刻轉換首戰的決戰地點，由華北轉換成華東，以上海、南京的重大地緣經濟政治利益，來吸引日軍跟著中國轉換戰略決戰地點。
之後，設法以長江做為中國戰略縱深軸線，節節抵抗，步步後撤，逐漸拉高中國的地利優勢，同時也將抗戰的戰略資源，同步移轉到長江上游的大西南地區。
從政略而言，委員長也很清楚的知道，中國自從清朝末年以來，已經出現四分五裂的發展趨勢，外國帝國主義又介入挑撥，中國內戰多年，不但國家元氣大傷，而且各個派系與割據諸侯彼此之間結下“深仇大恨”，所謂團結抗日，曾經也被懷疑為消滅異己的鬥爭工具之一。
所以要想取信於各路諸侯，要想取信於全體人民，這次的抗戰是全民一致的民族戰爭，身為中央軍的領導人，就必需拿出證明，先將自己的部隊與自己的地盤，不計犧牲與代價的投入這場全民抗日戰爭之中。才能表明，中央以行動證明抗日到底的決心。各路諸侯才會義無反顧的齊心投入抗戰。
既然委員長決定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戰，那麼就需要一個因勢利導的環境與名正言順的藉口，這時候，日本海軍送上了這個機會。
哪怕上海決戰輸了，中國，也掌握到了未來的戰爭主導權！
這個戰略決策，委員長和政府最高層知道，可是中國民眾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國軍終於在上海和小日本開戰了！
自己要做的，就是竭盡全力支援自
